大周贵族奢靡之风，真正起源武宗盛世之后。
武宗帝前，历代君主大多崇尚简朴，那时江山初定，边患未平，故自高祖时起，除皇子亲王之外，大多爵位其实并无实封，不享食邑，若非根底深厚之显望，自从大周建国因从龙有功而风光起来的王公贵族其实并非富足，甚至高祖皇后还曾以身作则，规令内外命妇服制，裙宽不逾六幅，裙长不能曳地。
直到武宗灭突厥，征高句丽，战服诸蛮，引万国来朝成就盛世之治，故然便要诰赏功臣，那时天下大治，国力强盛，可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百姓得以丰衣足食，贵族们的生活才真正向奢靡逐渐过渡。
武宗之后，历代君王一个更比一个好大喜功，在长安左近，甚至洛阳、太原都建扩不少行宫游苑，君帝热衷于巡玩游乐，逐渐沉迷声色，难免国力日渐衰微，但王公贵族却更加崇尚奢靡、挥霍无度。
至英宗、肃宗、德宗三朝，其实已有不少内忧外患，但君帝却越发任人唯亲，以致不少身无寸功者只因奉承得宠便坐享丰邑厚禄，王公贵族之家，竟不少以钱币铺甬，食用器具非金即玉，甚至于私造鸡坊犬舍便耗钱百万，贵族花苑里一株牡丹，常常都值数十万钱，而一户平民终生耕劳，衣食耗用之外，积蓄也难逾万钱。
芙蓉园、兴庆宫等皇室宫苑，更是隔年便要精修扩建，珍宝倍添。
朝廷需要巨资才能维持皇族日常消耗，于是赋税日重，再兼官制腐败，仗势欺民之风猖獗，贫苦百姓度日艰难，虽说还不至于遍野饿殍，卖儿鬻女之事却早就不算稀罕。
德宗帝时，因裴公主谏，倒是曾经轻减赋税，甚至贺衍在位，裴公一度还欲改革税法清明官制，可惜未见成效便被冤杀，太后掌权期间，虽然没有加重赋税，但如毛维、元得志等官员搜刮民财之举，太后却如闭目塞听。
那礼部侍郎谏言修缮兴庆宫，一是为了逢迎太后心意，再者也是为了中饱私囊，奏章递呈之后且以为毫无阻滞，哪里想到竟然会被邵广弹劾，这日太后诏见诸相与九卿及这两人当堂辩论，礼部侍郎不由怒火冲顶。
他是毛维党，与韦元平党历来貌合神离，在礼部侍郎眼中，邵广既为韦元平孙女婿，当然便是韦党。
两人据理力争吵闹不休，韦元平与毛维当然各有侧重，太后并不打断，由得双方争执了个脸红脖子粗，方才决断：“眼下国难当头，确然应当节俭开支，这时修缮兴庆宫的确不合时宜，故邵御史之谏理当采纳。”
于是驳回礼部侍郎所谏，并诏令以身作则杜绝奢靡，裁减遣散八百宫人，主张三餐从俭，非新岁、元宵等节庆不举宫宴，甚至将自己的钗环首饰捐作军资，又公告天下，连太后寿辰都不再大宴。
太后既然为首表率，几大国相纷纷响应，尽皆嘱令家人日常从俭，并捐私财以充军资，就有一个言官上谏，建议削减宗室王公食邑、禄田。
汝阳王这些时日的心情相当浮躁。
初闻幽燕失陷，他其实欣喜若狂，以为终于有了机会拔除姚潜这个太后爪牙，甚至可以发动舆论，质疑太后用人不当以致如此重创，说不定可以一鼓作气争取宗政堂主掌政权，至少也能因为荐举周昌出任镇北主将而收拢一员至关重要的臂助，哪知太后居然不顾贺烨与武威侯勾联，力主武威侯赴边！
偏偏一贯不问军政的南阳王在此事件上突然偏向太后，宗政堂终与政事堂达成共识。
即便可以拔除姚潜这枚爪牙，但武威侯依然不能为己所用，又有什么意义？
汝阳王正觉气怒，哪知太后竟然下令削减宗室食邑、禄田等应得福利，这简直好比火上浇油。
于是贺淇立即联络诸王公贵族抗议。
却不料正中太后陷井。
原来邵广劾谏杜绝大建宫室、铺张浪费一事已经广为传扬，诸多士子、百姓纷纷佩赞邵御史果然为忠耿良臣，当然也尽称颂太后从谏如流、自俭为国之德，舆论当然会遣责汝阳王等贪图私利不顾君国，好些从前被汝阳王礼贤下士的表面迷惑之清流因此心生狐疑，贺淇多年以来的努力几乎付诸东流。
为了挽回声誉，他只好悬崖勒马。
汝阳王终于后知后觉的发现，幽燕失陷一事非但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甚至太后反而成了受益者！
直到这时，邵广也才恍然大悟——这才是太后目的，利用他在清流士人中的影响，赢得从谏如流一心为公的赞誉，只要武威侯能保朔晋不失，太后这回便能化险为夷，甚至可能在武威侯收复燕赵失地之后，太后更得知人善任美誉，功绩堪比文皇后！
他不由也大是懊恼，不甘为太后利用。
反而是陆离温言安慰：“博容何需沮丧？崇尚节俭、打压奢靡本为益国益民之政，博容虽被太后利用，但并非为虎作倡。”
“可是太后毕竟成为了最大受益者。”邵广很是烦恼：“岂非不利于殿下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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