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香遍京华时，贺湛终于功成而归，这一日篷莱殿的议政阁，不仅徐修能这个起居舍人待命左右，韦缃与十一娘两个闺阁女儿也被太后特意留下，待贺湛谒见，禀知岭南土族一案的详细与实情。
原来当初太后决意派遣钦差察实岭南事件，就在贺湛与陆离两人当中颇多犹豫，最终还是想到刘昙到底是广州都督，掌握一地军政重权，陆离虽然颇有智计，但身体不那么让人放心，要万一刘昙狗急跳墙，陆离又适合有个伤病的话，就难以控制局势，潘逆已经控制了东北，岭南若再有闪失，对贺周统治而言简直就是雪上加霜，故而太后最终择定了贺湛，并私下授予其节制湘桂调兵权令，当然兵符没有直接交予贺湛，而是在护侍随行的禁军统领手中。
这当然是为了防止刘昙逆谋，但贺湛并未动用韦太后犹豫许久后咬牙授予之令符，就顺顺利利地解决了岭南事件，太后当然欣喜不已。
结果既然皆大欢喜，当然关切过程详细。
“多亏韦相计划周全，毛相先书一信，称微臣贪财好色极易贿赂，打消刘昙防心，微臣未入岭南，刘昙便已经遣人说服收买，微臣当然将计就计。”贺湛并不贪功，将首要功劳都落实在韦元平身上，甚至不忘强调毛维在其中的作用。
刘昙因为重贿毛维，又预先得到了书信提警，当然不作他想，就算某幕僚一再建议为保万无一失，造成邵广“畏罪自尽”的事实，刘昙也有那么一些点的动心，然而又有一个属官提出了反对意见：“太后既然已经起疑派遣御史审断此案，倘若疑犯成了死无对证，御史也不好交差，更不说固然都督能让邵广畏罪自尽，难道还能让曲江令也意外身故？这样岂不显明是杀人灭口，太后就算远在京都，也不会受此蒙蔽，曲江令可是京兆薛出身，听闻薛绚之甚得太后信重，都督万万不能如此莽撞。”
刘昙曾经具折，表彰的是仁化令与曲江令平乱有功，只将责任全都推给邵广承担，原也是忌惮京兆薛，以为只要无伤京兆薛/利益即可，根本没有想到朝廷会遣使察实，邵广虽然可以一杀了事，曲江令却是功臣而非罪犯，畏罪自尽的由头可不能往他头上栽，再说曲江令若有意外，京兆薛能置之不顾？
好歹是地方大员，刘昙当然并非愚蠢透顶之辈，既然得知钦差是个好收买的，哪里会多此一举杀人灭口。
非但没有采纳幕僚谏言，甚至心中生疑。
这个幕僚可是汝阳王所荐，当初言之凿凿又危言耸听，否则自己也不会具折将黑锅扣在邵广头上，哪知非但没有平息事态，反而让太后生疑派了御史钦差核实，要不是毛相应对得宜，这回非得被打个措手不及，事已至此，这幕僚居然还出了个昏招，明显就是居心叵测嘛！
又一细想，汝阳王原本就与太后大唱反调，当初自己也是拿不准谁更得势，所以才两头贿赂，这个幕僚既然是汝阳王所荐，当然与太后立场不同，但如今太后才是临朝听制者，自己若真与汝阳王搭一条船，那可大违见风使舵的本意，如今毛相显然为自己开脱，汝阳王却毫无意会，所荐幕僚又唯恐天下不乱，分明有逼迫之意，万全之计，倒是不能让这幕僚脱身，故而刘昙当即立断，非但没有对邵广痛下杀手，反而将幕僚看押起来。
这幕僚虽是汝阳王亲信，却并非潘博佃作，汝阳王府中那佃作阴差阳错又被晋王先下手为强了，故而没来得及对汝阳王谗言，交待岭南幕僚不需说服刘昙率先造成邵广畏罪自尽，先机一失，当然一败涂地。
刘昙被贺湛迷惑，还以为这一事件在毛相及时应对下便能顺利平息，当贺湛笑纳了钱财与美人，抵达广州时，刘昙只顾着与他觥筹交错游山玩水，贺湛遂也表示：“都督治下虽然险生叛乱，好在及时平定，并未造成恶果，原本这事无关紧要，哪知都督上本弹劾邵少府，都督难道不知邵少府为在下好友，原为太后破格亲授官员？”
关于邵广的基本情况，刘昙当然不可能一无所知，但他因为长离京都核心，所知也无非世族庶支、进士及第、虽为太后破格亲授然则后来又遭贬迁罢了，贺湛未至之前，刘昙连这钦差的大名都没听过，又哪里晓得邵广与他还有私交，于是瞪目结舌。
但到底是久浸官场之人，刘昙立即转过脑筋，倘若贺湛当真在意邵广这个好友，就不会在这时这样左搂右抱愉快和谐的环境下“顺口一提”了。
果然便听贺湛说道：“邵少府与在下虽为好友，他那脾性在下却也大觉头疼，就说旧年那一桩事，若非邵少府太过鲁莽，也不至于贬迁岭南了，只不过嘛，太后也知邵少府虽然鲁直，但并非贪财枉法之奸小，都督那一封奏书，直斥邵少府为土族暴乱首罪，怎不让太后生疑？在下虽有心为都督掩饰，却也得顾及如何予太后交待，在下实在迷茫，明明一件小事，根本不需任何人站出来担责，都督为何就盯准了邵少府？又偏偏是太后信任之人……都督莫不是中了圈套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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