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新六年岁除日，随着清晨第一声钟响，直至天光大亮，钟声仍然未绝，于是满城民众皆知国逢大丧，有百姓忙不迭地向北而跪，悲泣君帝驾崩，自从国都禁严以来的惴惴不安却反而逐渐平息，连平民布衣都知道但凡丧钟长响，继位新君必然已经确定，不大可能再发生宫廷政变殃及无辜，只要不逢大乱，依然还是柴米盐油的日子中等待生老病死，帝位归属何人既非民众能够干涉，又似乎与众人并无多少利害关联，大可不必惶惶难安，只不过眼看新岁将至却不能如往年一般欢娱庆贺而已，那么贵族官宦之家便更加显得“有条不紊”，两日前便有所预料，已将华灯彩幡取下，这时只需高挂白幡举家服丧，等待宫中来使宣诏举哀。
礼法原定，天子作为君父，若崩，臣民皆应斩衰三年，但事实上一国军政不可能停滞三年而不顾，故自古逢国之大丧，罢朝或为三日或为七日，在此期间百官及命妇皆需入宫哭丧，京都百姓也需集于坊门分批跪哭，而罢朝举丧期满，官员各归职属，百姓亦不需再行哭丧，然在四十九日停柩期满前，众人不得除服，宗室王公、皇亲国戚、以及诰命在身的命妇仍然要往宫中哭丧，直至移柩入葬。
又因周高祖崩时罢朝哭丧七日，及到太宗崩前便留有遗诏“不敢僭越先君”而限于三日罢朝，两百年来历代君帝也都效仿太宗之定，故而固然因为贺衍早丧韦太后痛失独子而“哀悲欲绝”，却也不敢打破陈规。
于是关于此次国丧仪制很快议定，从岁除日起，罢朝三日，无论官民贵贱尽皆举哀，仪制与历代先君丧仪并无区别，四十九日后臣民即可除服，唯宗室王公需服丧一年，明春试举暂歇，一年之内禁止婚嫁宴庆，禁止鼓乐。
然而因贺衍之陵并未完工，故大葬之仪不得不沿后，待四十九日丧仪结束后移柩太庙，新君方行继位之礼。
韦太夫人既有诰命在身，当然要入宫哭丧，命妇不比百官，不能跪哭含元殿前，而是集于内朝紫宸门前举哀，但这并不妨碍韦太夫人甫一入宫，便听闻继位新君为妹妹小韦氏所生之子贺洱这一消息。
胆敢未经宣诏便告诉她这一消息的人当然只有小韦氏，此妇捏着帕子擦着眼角作哀凄状，素白麻袖掩示之下，却不无得意地将此“利好消息”知会了她的两个嫡姐，随后又并不愿意自降身份与命妇们共哀，转身回到了郡王妃的群体。
韦太夫人心情虽然沉重，自然不会现于表面，反倒是韦相夫人忍不住小声诽议：“定是太后矫诏，圣上明明有手足兄弟，怎会让一个区区宗室子弟克承大统？”
太夫人连忙喝止：“休得妄言，十妹既然言之凿凿，想必诸宗室已然遵奉遗令，再生诽议便是犯上作乱。”
这三日哭丧需朝夕不绝，诸命妇必须暂居禁内命妇院，轮留才能得以歇息时间，即便韦太夫人贵为太后姐妹，也不能一步乱走些微违礼，直到三日之后，方得相对宽限，每日限时举哀整整三个时辰即能出宫，太后没有忘记体恤两个嫡妹，特别恩赐可在丧仪期间留居禁内，免却日日奔走之苦，柳氏嫡宗除太夫人之外，唯有次媳萧氏有诰命在身，也被太后特意嘱咐可留禁内服侍，辟如九娘等晚辈，因只是闺阁女儿，却是没有资格入宫哭丧，但十一娘因为身任侍读之职秉笔之实，却也成了个别例外，除了陪同公主举哀之外，也接受了太后的嘱令，这日特地前来向祖母宣告贵妃焚宫“殉情”的噩耗。
命妇院位于延英门外，与亲王院虽则相邻，然而当中却有宫墙隔阻，实际上并不相通，可命妇院中除了韦太夫人姐妹两人与萧氏之外，还有不少宗室王妃、夫人在此居留，十一娘想起太后那番叹息叮嘱——
“此事本应由我与你大母交待，只到了这时，我也不想再瞒伊伊，我与你大母闺阁时候就不和睦，她性情傲倔，因为早年那些嫌隙并不愿与我过于亲近，又最疼爱你姑母，只怕忽闻噩耗悲痛激愤与我争执起来，我这时实无心力与你大母解释，只好委托伊伊，千万要劝解着你大母，莫让她当众喧闹，要是被旁人耳闻目睹，质问你大母不敬犯上，岂非又让我左右为难？另外……国玺既然已经找到，我也不愿再追究贵妃违旨隐匿之罪，这乃禁中要秘，为免节外生枝，最好莫与你大母实说，贵妃自尽是因忠于帝君，虽焚宫之举大为不妥，然考虑贵妃是因悲痛欲绝才行此过激之事，不加追究倒也不至于受人质疑，如此，我方能将贵妃追封为后，随葬帝陵。”
这番说辞无不显示韦海池的慈爱心肠，非但不愿追究贵妃匿玺大罪，甚至表其忠贞追封为后，贵妃虽死，如此恩荣也为柳氏之幸！
但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韦太夫人“知情识趣”的前提上，太后其实并不介意直接威胁太夫人接受贵妃“殉情”的结果，她特意嘱令十一娘代为执行，当然是别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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