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但第二种类型基本上没有见到。其主要原因可以说有如下几点。
（1）在日本军政开始实施的近两年前，荷兰本国政府亡命到了伦敦（1940 年 5 月）。
为此，无法利用自己的力量实施对殖民地的防卫，对英美的依赖程度极大。另外，荷兰历
来标榜中立外交，因此殖民地的军事力量（荷属印度军）的主要职能与其说是防备外敌的
侵略，不如说是维持国内治安。因此，能够组织充分有效的与日本对抗的军事力量的能力
是很弱的。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荷兰在开战前夜做出了可满足民族主义者要求的一定的让步，没
有采取形成支持荷兰局势的积极措施。政府将极少数的着名民族主义者录用为高级官吏，但这种措施反而引起了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的反感。总之，在爪哇多少有些意义的荷兰的抗日第五纵队活动，仅仅是出于利用阿米尔·沙里夫丁。但尚未对日本带来任何实质上的打
击之前便被镇压了。
（2）其次，在战前印尼的民族主义者之间，可以说对日本表示了较大的好感。在印
尼，并没有越南的东游运动或菲律宾革命的部分领导人所具有的那些与日本之间的具体关
系及由此产生的挫折经历。另一方面，日俄战争以后，许多人认为要将日本作为亚洲近代
化的模式加以积极的评价。
这种亲日感情即使经历了日本的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或日中战争，也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不如说部分主要政党大印尼党（PARINDRA）等有着很强的利用日本南进对荷兰施加
压力的战术。从结果来看，在分析日本对外政策本质时抱着某种“乐观”情绪，缺乏将日
本的南进作为新的殖民主义来把握的观点。
（3）这一点与下列这种情况也有很深的关系，即：哈达、沙赫利尔等持西欧社会主
义观点的知识分子——政治领导人在流放中，或共产党被定为非法组织，大部分旧党员没
有机会在国内从事政治活动。
（4）从社会经济方面来看，在战前，急进的农民运动趋于活跃的机会相对较小。当
然，荷兰当局极度警惕农村地区的政治化，而在印尼全国，如菲律宾、越南等所看到的那
样，农村社会的阶级分裂并不太严重，可以说这些都是难以组织急进的政治运动的原因。
（5）在马来亚等，站在抗日运动前列的是对日本的中国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华人。但
是，在印尼，华人人口很少（约占 3.5％），而且侨生占有优势，再者战前荷兰又很警惕本
国殖民地内华人政治活动的高涨，因此华人的排斥日货运动未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反日游击
运动。
（6）最后可以指出，在民众运动中能够使积极的反日形势高涨的要素很少，这一点
与（2）有关。特别是在爪哇，民众之间朴素的亲日感情及日方各种各样的“舆论工作”
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西加里曼丹社会与日本军政
庞提纳克事件的最大特点是，事件本身在以反日起义的形式爆发之前便被日军封杀
了。进一步说，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日本治安当局（海军特别警察队）在知道有起义
计划的前提下，对可疑分子采取了预防性镇压的形式。
这一点与勿里达事件和新加帕尔纳（Singaparna）事件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同样是被
日军的军事力量所镇压，但勿里达事件和新加帕尔纳事件是在具有一定的目的和领导之下
组织、发生的。
那么，究竟为什么这种奇怪的“事件”会在庞提纳克发生呢？关于这一点，首先拟从
西加里曼丹这一地区所具有的特性及统治该地区的海军的统治方针等侧面来加以考察。
1.西加里曼丹社会的特性
战前，荷兰当局在人口稀少的这个地区，保留并利用了传统首长（政治的、宗教的），将全州分为个自治领域进行了间接统治。另外，在教育方面，与爪哇不同，接受了西
欧教育的“开明”知识分子的人数也很少。进而，应该说是民族主义的萌芽、旨在地区和
种族一体化的认同的形成也很迟，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印尼的主要四岛中，可以说该地区
是政治上最“落后”的地区。
考虑到这种情况，可以说战前在西加里曼丹地区，一小撮统治阶层、知识分子之间积
极的反荷感情并没有高涨，何况将日本视为“解放者”的契机极小。
从社会经济的侧面来看，其最大的特色（尤其是州府庞提纳克市）是华人人口比重很
高，且与印尼的其他地区相比，华人的“土着化”现象很明显。根据 1930 年的荷属印度
的人口普查结果，华人人口为 108 万人，约占该州人口的 13％。而其中约 75％是荷属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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