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认为，臣既然知道了南直隶有变，为什么整整三年都没有在朝堂上提起过此事吗？”
“.......先生教朕。”
张居正神情平静地看着朱翊钧，这种考较的阵仗让朱翊钧不由紧张了起来，见他认真地端正了一番自己的坐姿，张居正这才缓缓开口。
南直隶地区富甲天下不假，但朝廷能从南直隶收到的税赋其实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甚至可以说少得可怜，这主要要归功于大明畸形的财政政策。
大明的商税低到了令人发指的三十税一——也就是百分之三！之后万历皇帝还嫌商税太高了，又主动降到了原来的一半。
再考虑到大明低到令人发指的行政效率，豪绅、富商、权贵们无师自通的逃税漏税，大明能收上来的商税真就是蚊子腿。
这意味着大明主要的财政来源是人民的生产活动、主要的税收群体是底层百姓和工匠，对商人、贵族、士大夫这些真正的有钱人征税效率严重不足，富人们逃税漏税的现象日益猖獗。
话说得难听一点，这叫剐穷人的骨头去补贴富人，是极不健康的财政状况，朝廷根本没从明末的工商业繁荣中吃到红利，反而还要对已经大规模破产的底层人民层层加税，去赚穷鬼的银子。
虽然张居正没有把话说完、但朱翊钧还是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顿时震惊地头皮发麻。
“先生难道是想收商税？这可是在断那些豪绅富商的财路，他们会恨死朝廷的......”
税赋一直是大明的老大难问题，比之卫所、京营、九边更加根深蒂固而难以改变，这个问题直到大明灭亡都没能得到解决。
朱翊钧的政治蓝图里确实有税改，但那起码是他执政十年、羽翼丰满之后的故事了，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是不会去踩这个大坑的。
这个道理张居正不可能不懂，然而他仍旧坚定、乃至狂热地看着朱翊钧，那双精光暴射的眼睛里露出可怕的光辉和野心。
“所以才要让南直隶乱起来，让百官和天下人都看到倭患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逼那些商人和士绅向朝廷求援，这样朝廷才能名正言顺地把手伸到南直隶。
不求毕其功于一役，这次只要撬开一个口子就行，最起码要把厘金给收起来！”
张维贤前往江浙平叛时曾苦于四处流窜的匪寇和山贼，向朝廷提议在各处交通要道设卡，用密密麻麻的哨卡锁死流寇们的行进路线，也给手下的士兵们找点活干。
哨卡这一招迅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流寇们不敢从大路行进、行军速度被大大拖慢，张维贤很快就锁定了他们的具体位置，集结重兵剿灭了四处流窜的匪寇。
朱翊钧曾经开玩笑地跟张居正说：这些哨卡能卡住到处流窜的山贼、就也能卡住南来北往的商旅，逼他们把商税在这里给补齐了。
朱翊钧是当成笑话说的，因为他害怕此举引起的反对声浪、十年之内根本不会去做，但张居正却把它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对于有些人来说，混乱不是末日、而是阶梯。
朝廷做事讲究一个名正言顺，如果平白无故就要加征南直隶的商税、赎买豪绅的土地，那就是毫无疑问的“暴政”，地方上为了抗税什么幺蛾子都能整出来。
有了“剿除倭寇”这个借口之后就完全不同了，这叫吊民伐罪，你地方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吧？想不被倭寇侵扰，那士绅和地方官们就只能向朝廷求助。
朝廷当然是很乐意帮忙的，可王师总不能白来吧？朝廷从辽东、从燕京调兵去南直隶抗倭很花银子的，在当地想办法募集粮饷也十分合理。
而且王师都到地方上了，那交不交商税、交多少商税可就不是你能做主的了，敢有异议的人就是对抗朝廷，随手按一个“通倭”的罪名就能按在地上砍脑袋。
朝廷的主要税收依赖地税和工匠，倭寇们就算闯进来闹得再凶，只要耕地还在、娴熟的工匠还在，朝廷的税赋就不会受到多少影响。
护住运河和几个重要城市、倭寇闹得再凶也影响不到燕京的老爷们，朝廷有的是耐心等南直隶的士大夫们求着自己发兵支援。
“南直隶再富庶、朝廷收不上来税就没有任何意义，大明这棵二百年的大树上有太多太多的旁支杂叶，是时候该修剪一下了。”
朱翊钧不由被张居正冷酷的语调激地虎躯一震，张居正这番话的底层逻辑是相当残忍的：人不仅仅是人，还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源、一种资产，既然是资产，那就有“负资产”这一说。
在这个逻辑下，如果一个百姓不能给朝廷交税、不能给朝廷服役，而朝廷还要承担他活不下去后造反的可能性，那这个百姓就不再是皇帝的子民了，而是棘手的“负资产”，是要尽快甩掉的包袱。
张居正觉得这种负资产太多了，所以要让他们死上一死，逼那些占据着垄断地位的豪绅和富商向朝廷让步。
朝廷把权贵们让出来的蛋糕切一切，皇室、朝廷把最好最大的一部分分走，再拿一些边角料出来镇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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