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律中也有被洛阳商人采纳的部分，比如明码标价。除了不值一钱的货物外，其他商品都要用一块木板标明钱数。可以私下议定价格，但必须按标明的价格缴纳税费。
但不同质量的钱全都按标示的价值流通，这一在秦地通行的作法，没有在洛阳落地。各国钱的质量相差悬殊，必须将它们分出好坏来，并确定不同的价值。布是否可以当做钱来使用，参与讨论的商人有争议，最后决定交由商人自己来决定。但布与钱的恒定交换比率不再执行。在秦地，一匹布可以兑换成十一钱。
混合了秦、周两种制度的洛阳市开市后，当天的成交额就不小，洛阳尉很是收了一笔税，对开市的积极性很高，不断询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开市的步伐。随着集市的不断开放，越来越多的商家回到市中，重新做起生意。而那些巨商大贾，一面冷眼旁观，一面将一些零碎的商铺投入运营。洛阳尉则非常热心地在道旁设立了小棚子，为往来商户提供饮水、休息之处。洛阳尉还想着，干脆提供点饭食，吕不韦道：“未可，此肆坊生计所赖，未可夺也！”
不过洛阳尉的这一发明，给了吕不韦启发：如果以招待商户为由，在洛阳设立秦律的亭邮乡里，会不会没有那么大的阻力了，甚至还会受到欢迎？
由于有了秦王“便宜行事”的秘令，吕不韦暗中指导洛阳尉先沿主要商路修建亭驿。其实，亭驿的设施在洛阳周围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不是很规矩，更没有与基层治理相结合，纯粹就是一个服务设施。而现在不同了，设立一个亭要有亭长，周围的里要有啬夫。沿着大道十里一亭，那大道两侧最多可以设二十个里。如果在农业区，人口相对稀疏，可能还能少一些；但洛阳人口十分密集，一里之内甚至可以有一二百户。洛阳尉派人以选举亭长，经营长亭为名，将洛阳的户籍进行了划分，先设置了里，推选出里啬夫。再从里啬夫中选出亭长。亭长可以领固定的口粮，还有权经营长亭，有一份外快，但要负责打击盗贼。手下还可以聘用两名亭卒，亭卒也有俸禄，协助亭长管理长亭、稽查盗贼。
放出了诱饵，自然就有人上钩，洛阳尉很顺利地在几天里就完成了第一亭二十里的设置，规定了每里的什伍，发给腰牌。
然而，总有些人存心要找麻烦。对这些找麻烦的人，吕不韦让洛阳尉暂时不要与他们发生冲突，把能够编组的户籍先编组起来。
将洛阳邑民进行编户，除了增加了对客商的服务外，竟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什伍之间相互督促，相互帮助，提高了效率；编户之后治安状况改善，带来的安全感也促成逃离者的回归，并带来更多的外地客户。大约一个月后，洛阳又重新繁华起来，原来关闭的商铺，已经开了八九成；而与民生相关的商铺已经全都重新开张了。
洛阳的女闾已经全都开张，灯红酒绿之下，是大量的金钱出入。商人们谈生意，也往往选择这些场所；赚到钱的，也会来这里潇洒一把。女闾外面，有秦人士卒巡逻，禁止打斗和争吵。
一个月来，邯郸的商人已经把带来的货物完全售出，他们现在准备采购商品回邯郸贩卖——相对于出售邯郸土特产，这实在是一件轻松愉快的活。大家聚集在逆旅中，兴奋地谈论着生意上的趣事，都认为以吕不韦为首，这步棋走对了。要不是吕不韦亲自入咸阳，哪里有今天洛阳的繁荣！洛阳萧条了，自己的货物大约也不会顺利出手，更卖不上价。
洛阳一月来的情况由洛阳尉和吕不韦分别上报咸阳。不久，相府来文，完全接纳了洛阳的做法。大约十天后，当吕不韦去见洛阳尉时，洛阳尉向他引荐了一群人，吕不韦立即就认出，这些人多数都是曾经和他一起在邯郸做生意的秦人，在邯郸战起后，他成功地将这些人转移出来，回到咸阳。现在秦王又将他们派回来，对外声称是吕不韦找到了过去的伙伴。
他们向吕不韦转达了秦王的指示，吕不韦将与秦王建立起直接联系渠道，他们就是这个渠道的执行人。吕不韦大喜，将这些人带到逆旅，介绍给邯郸的众商人。精明的商人立即就明白了一切，但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有些过去打过交道相识的，还相互执手问候，谈论些生意上的事，秦人也都应答自如。
他们带来了被秦国垄断的商品——丹砂，吕不韦慷慨地许诺，如果有谁需要，他可以以公价出售，到邯郸一并结账。这引起了许多人的欢呼。
秦人还带来了一些十分特殊的商品：玉佩。这东西轻易不敢外露，所谓匹夫无罪，怀玉其罪。玉在当时绝对是只有具备相当身份的人才能使用的器具，被认为具有通神的功能。秦王特地从周室的宝器中挑选了一些玉佩，带给吕不韦，方便他联络赵国的贵族。玉佩是随身佩戴的装饰品，不是礼器，商人们可以贩卖。如果是璧、琮、圭、璋一类的礼器，那是祭祀用的，根本不允许在市面上流通。这十几枚玉佩，既然出自周室，品质自然非等闲可比，秦人将它们用帛裹着，装在一个个匣子里，秘不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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