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公子郚，陶守灶犹豫难定，把幕僚们召集在一起，讨论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典客府行人也参与了讨论。鉴于聊、摄、令庐对陶的重要性，以及这种重要性尚未被秦王庭所认知，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作为陶守，灶有义务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供决策者考虑。
至于公子郚来访的事，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通过正式渠道上报秦王，以示毫无私情。
然而咸阳远在千里之外，如何上报呢？在上报期间，应如何处理公子郚呢？能不能公开地说公子郚到达了陶呢？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认为，公子郚入陶的事，不能向别国公开。因此不能以此为由，让各国开放道路。那以什么名义呢？客卿灶刚刚就任陶守，可以向秦王和穰侯告成，并运输一批货物到秦国。这被认为是一个主意。主办人是现成的：陶丞。作为灶的幕僚和助手，陶丞参与，甚至策划了陶守的一切公开和不公开的活动，亲自到寿迎接公子郚到陶，对整个事件的了解比灶还要清楚。行人也随之出发，公开的名义是交涉各国关口事宜。
计议已定，第二天就付诸实施。陶守亲往馆驿，告知公子郚，自己已经派人向咸阳报告，请公子稍候，等待咸阳的指示。另一边，陶丞将各大商家集中到一起，讨论向咸阳告成的事。有机会进行这种长途旅行，特别是到十分神秘的秦国去，大商家们都本能地认为是一种机会，纷纷投名前往，置办贡品。数名驿卒乘小船，以商人身份先行隐蔽出发，赶往秦国，报知此事。
三天后，十艘大船满载贡品和民夫，五百卫兵由陶尉亲自率领，乘船前后护卫，陶丞和随从十余人押运，浩浩荡荡从陶邑渡口出发，出菏泽入济水溯流而上，经荥阳转入黄河，再到洛阳。这一路，经过了好几处魏国亭障，多有留难。陶丞和行人软硬兼施，商家们也各显神通，好歹有惊无险。
到了洛阳以后，这群人以筹措车乘的名义在洛阳周围住下，直到一支秦军出殽道前来迎接。
这一千人乃是入陶的那名五大夫的亲营，与陶丞和陶尉都十分熟悉。几月不见，各自唏嘘。陶丞并没有向五大夫说明公子郚的事，只引五大夫观看了各运输的货物，引荐了同行的商家。
由于货物较多，秦军在五大夫的率领下，绕行洛河河谷，趋往秦地。大家都没有注意到，陶丞和行人混在前往咸阳的商旅中，从北道抢先进入了秦地……一过函谷关，两人就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函谷关安排他们乘船直到咸阳，分别向典客府和相府报告。
这时已经退朝，秦王已经去了不知道哪座行宫。两处消息都报到魏冉那里。
自从相府的办公场所从望夷宫搬到咸阳宫后，魏冉回来时，开始也在咸阳宫里办公。但几乎所有政府机构都在咸阳宫，每天人多杂乱，魏冉十分不耐，索性把办公地点设在自己的府中。魏冉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住了，要回家还专门叫人收拾了一番。
魏冉几天前就得到驿卒潜行回咸阳报告的消息：陶邑将于近日回咸阳告成，有贡品多船。那名五大夫就是魏冉在朝堂申请派出的。现在贡品未到，主持告成的陶丞和行人隐蔽先跑回咸阳了。魏冉情知有异，立即召见二人。
两人由典客引导到了相府。天色已晚，魏冉请他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谈。魏冉坐在中间，典客坐在东道，陶丞和行人坐在西席。
陶丞从怀中取出贴肉收藏的文书，印鉴已经被汗水浸得湮漫不清。魏冉小心取下印鉴封泥，打开文书。一边看，一边听陶丞报告道：“有赵公子郚者，于数日前突访陶邑，陶守不敢擅接，乃遣行人往探，验得节符、文书无误，遂遣臣引入陶邑。公子郚言，愿以聊、摄、令庐三城，易秦故取赵之蔺、离石、祁三城。陶守以为，得聊、摄、令庐三城于陶、刚、寿甚有益，然不敢擅为，密令臣入咸阳面报。”
行人则详细地描述了公子郚的节符各种细节，确认是赵国节符无误；并言使臣一行，礼仪娴熟，非寻常可为。
魏冉听完两人的介绍，把手中的文书递给典客，典客也检查了印鉴和简牍，确认无误，方才开读。才看了几句，就停下来，道：“臣闻于行人，所言节符之状，与臣所知无二；折冲樽俎，非寻常可比，必贵人不能办也。”
魏冉听了，转头对陶丞道：“前言入京告成，是诈乎？”
陶丞道：“非诈也。陶守入陶四五月，政事略清，秦律略通，财货皆办，亦当告成也。惟赵使之事，不敢稍泄，但令臣等二人知而已。”
魏冉道：“此事已成，吾与典客皆知，汝二人办事甚当。惟告成之事亦不可废，赵使之事，仍不可泄。汝二人星夜出关，再入陶伍，随行入关，告成于王。”
二人应喏。不敢稍怠，匆匆吃了晚餐，领了节符，再出宫来。连夜乘船到了函谷关。休息半宿，天一亮，就急忙出关，迎上陶邑的运输队伍。十艘大船的货物大约需要五十乘辎车才能一次运完，而筹集和装卸五十乘辎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时，他们才刚刚走到南陵。两人有意在人前人后忙碌，让大家都能看见。除了少数人，没人知道他们俩曾经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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