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魏忠贤及其阉党，当然会有代价。
其中最大的一个代价，就是朝廷每年的收入，即包括辽饷在内的收入开始直线下降。
原本历史上，杀了阉党之后的崇祯元年底，朝廷辽饷的收入从天启朝的五百五十万两白银，一下子掉到了三百九十万两（史实）。
朝廷在辽饷之外的常例收入，也从天启年间的四百二十五万两一下子降到三百万两以内，累计每年少收超过二百八十五万两（史实）。
在原本历史上，年轻的崇祯皇帝，面对这个艰难的情况举措失当，不是通过抄没阉党家产的途径弥补损失，相反，却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走上加派加征这个杀鸡取卵的道路。
与历史上崇祯皇帝的做法不同，如今的这位崇祯皇帝非常清楚，没有了魏忠贤及其手下的一群阉党分子，辽饷的征收注定要受到影响。
因此，在扳倒了魏忠贤及其阉党之后，崇祯皇帝迅速从抄没所有阉党分子家产的过程中，将大量流失掉的辽饷和常例，给找补了回来。
不过流失二百八十五万两而已，光是一个九千岁魏忠贤的府邸，就抵得上几个流失的岁入。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还凭借着从长芦、山东、两淮盐商手中抄没的巨额财富，先后于崇祯元年、崇祯二年，陆陆续续地将北方几个灾情不断的省份，比如陕西布政使司、山西布政使司、河南布政使司、山东布政使司，以及北直隶一些州府地方的常例与加派，一个接着一个地借机免除掉了。
当然，免掉了北方这几个布政使司所辖受灾州府的常例与加派（即辽饷）之后，崇祯二年朝廷的常规岁入与辽饷一下子更是少了不少，两项合计在一起，每年都不足五百万两了。
特别是辽饷，从天启元年最高时候的五百五十万两，一下子跌到了二百七十万两。
若不是崇祯皇帝抄了阉党抄盐商，抄了盐商抄勋贵，然后抄了勋贵之后又开银行、抄晋商，从这里找到了填补这个窟窿的办法，那么大明朝的财政，恐怕在崇祯二年的时候就要提前崩溃了。
不过，崇祯皇帝虽然变着法儿地减免了北方数省的辽饷，但却并没有全面停征辽饷。
不管怎么说，已经征收多年的辽饷，也算是朝廷的一项重要收入，在辽东彻底平定之前，没有必要打肿脸充胖子，把好不容易已经形成了惯性的、受到了认可的辽饷，说停就给停了。
虽然针对陕西布政使司、山西布政使司、山东布政使司、河南布政使司以及北直隶等北方地区的辽饷，已经实际上停征三年了，但是对于南直隶、闽浙、湖广等等南方省份的辽饷，却一直没有停征。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北方的这些省份实在是太穷了，即使每亩地九厘银子的辽饷，对于北方数省的农民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若是算上布政使司以下府州县各级官吏的盘剥，朝廷明定的九厘辽饷加派，到了真正缴纳辽饷的人头上，不知道会增加到多少了。
在贫穷的北方，一个不小心，就是官逼民反、天下大乱的结果。
当然，为了照顾朝中出身江南的官员们的情绪，尤其是东林党人的情绪，北方数省的辽饷，在名义上也没有停征。
只不过是因为这些地方不是旱灾，就是蝗灾，要么就是兵灾，所以崇祯皇帝皇恩浩荡地全都减免了而已。
如同历史上一样，这些主要从江南征收上来的辽饷，崇祯皇帝一分没有截留地，用在了平辽的事业上。
崇祯元年的三百九十万两，以及崇祯二年的二百七十万两，全都折成了含银八成的崇祯银圆，共计八百二十五万崇祯银圆，用作了平辽的军费。
其中的大头即六成的辽饷，自然是充作了辽东镇的军费开支，其中的两成充作了登莱镇的军费开支，剩下的两成充作了东江镇的军费开支。
而给了辽东镇的那部分由辽饷充作的军费，累计四百九十五万块崇祯银圆，则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被辽东督师鹿善继全部投入到了募民屯垦与整修改造辽西城池之上了。
五百万崇祯银圆，以及不可计数的人工，增筑了五座城，即营州城（三座塔）、塔山城、杏山堡、松山城，以及觉华岛上的镇海城。
这些事情，不仅耗费了不少的银子，而且也比不上往北或者往东推进一百里效果更加显着，当然会受到朝中言官的弹劾。
但是崇祯皇帝自己却觉得这些银子并没有白花。
如果没有辽西走廊上的这些增筑城池棱堡的巨大工程，辽东镇当初裁汰下来的老弱病残冗兵冗员，就只能闲着，而且闲着的时候，朝廷一样要给军饷钱粮。
即便对这些裁汰下来的老弱病残军饷减半给付，也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除了保持稳定，还带不来其他效益。
而有了这些不间断的工程，这些人就有了事情干。
历史上崇祯皇帝也曾因为九边军饷无以为继，而听信朝中大臣建言核定饷额、裁汰冗兵，但是裁掉的兵员没人管，只是遣散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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