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四月的京师，大地回暖，春花烂漫，南来的车船，北来的驼队，将各种南货北货，运送到了京师贩卖。
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嘈杂而繁忙，去岁京畿之地面临的危机早已被市井百姓们忘记，而近期发生在西北边地的杀戮与战事，更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一般，与这里的百姓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也不可能，至少京师的羊肉卖价，照比年前可是贵了不少。
一开始因为战争的缘故，宣大和蓟北沿边的榷场临时关闭，马匹、羊群的贸易自然也暂定了下来。
再后来，战争是结束了，榷场也重新开张，可是朝廷却又将宣府、大同沿边各口世代经营边贸的晋商几乎一网打尽。
没有了这些常年行走边外与蒙古部落进行贸易的行商坐贾，沿边各口以及各处榷场里冷冷清清，生意萧条，贩进京师乃至整个京畿之地的马匹牛羊等牲畜数量骤然下降，价格当然一路上涨。
不过类似这样的问题，除了达官贵人之家，普通的升斗小民并没有多少人能够感受得到。
因为有着皇店背景的东来顺酒楼的涮羊肉，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升斗小民们吃得起的。
宣府、大同、热河等地沿边各口的贸易问题，崇祯皇帝在正旦大朝会明发天下的诏书之中，已经有了招商北来的旨意。
鼓励淮扬、苏松、闽浙等江南各地的商人北上，顶替晋商原来的位置。
然而或许是因为时间还短的原因吧，数月过去了，前往宣府、大同沿边各口，接盘购买晋商店铺、土地、货物、仓房的江南商人，并没有预期之中的那么多。
虽然商人逐利而生，但是此前崇祯皇帝以汉奸通虏之罪处死大批晋商的做法，还是让江南的商人们，对前往宣大与北虏贸易心有余悸。
况且此时，南京户部尚书兼南榷政使司榷政使苏茂相，在江南持续推行开海通商，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
除了月港之外，后来开放通商的几个港口，也都已经步入了正轨，出海贸易不再被朝廷禁止，反而被朝廷鼓励。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的茶叶、绸缎、瓷器根本不愁销路，经营这些大宗贸易的商人们，自然不愿意冒着风险北上宣大与穷得叮当响只剩马匹牛羊的北虏进行贸易了。
来的最多的反倒是两淮和长芦的盐商，因为朝廷持续推行开中法的缘故，他们要是不从江南运粮北来，就换不来崇祯朝的盐引，也就没有经营盐业的特许状。
正是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这些日子以来，崇祯皇帝不得不再一次亲自出手，接连成立了几个专门接盘塞北沿边贸易的公司。
这之前，为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崇祯皇帝让方正化从皇家宝和公司之中，抽调了一批人马赶赴广州，在广州另组了南洋公司，专门负责对接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方贸易。
这个南洋公司成立之后，与宝和公司一样，同归东厂提督方正化调度管理。
这么一来，方正化手上的权力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使得东厂这个原本令百官谈之色变的机构，淡化了原本的主业，反而在作为掩护的副业上倾注了越来越多的精力。
这个局面，当然不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希望看到的。
所以，一番调整势在必行。
好在东辑事厂也好，由宝和三店沿边而来的宝和公司，都是皇家自己的事务，外臣没有插嘴说话的余地，崇祯皇帝愿意怎么改，朝臣们也没什么话好说。
就在过完年后不久，崇祯皇帝就专门将东厂提督方正化召入宫中，让他当着自己以及皇后诸妃的面，将宝和公司的账目，宝和公司自己旗下遍布各地的酒楼商行店铺厂矿情况，以及入股的商行厂矿等情况，一一禀报周祥。
也是在那个时候，崇祯皇帝将宝和公司的总账目交给了皇后周氏，并任命了在太监之中以略通财计而小有名气的潜邸老人太监张彝宪，作为宝和公司的掌事太监，将宝和公司的各项业务从东厂的系统之中尽快剥离出来。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同样将成立不久的皇家南洋公司，从东厂和宝和公司之中剥离了出来，任命恭顺侯吴惟英的弟弟吴惟华为南洋公司提举，任命全程参与了南洋公司设立，以及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的东厂掌刑千户为南洋公司执事，还任命了同为潜邸老人却被崇祯皇帝冷落许久的太监高起潜为南洋公司监事内臣。
高起潜这样的人，崇祯皇帝实在是不想用，只是他不想用的理由却又无法说与任何人。
他与曹化淳、王承恩等人一样，又都是崇祯皇帝在潜邸时期就倚重的人，到了现在，相互之间也不好落差太大。
而且这些人虽然一身毛病，但是对于皇帝本人，他们的忠诚却还是有所保证的。
而南洋公司的总部设在广州，远在岭南，没有几个相互制衡而又能让自己放心的人选，崇祯皇帝又如何撒得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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