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总督衙门里的议事，一直持续到花马池镇上花灯初上方才结束。
西北三边地区的头头脑脑等重要人物们，在军机大臣东胜侯李邦华的支持之下，就官军在西北的战略达成了一致。
跟着李邦华收复河套的几支官军和蒙古人马之中，新晋武川伯祖大寿已经奉命率领大同镇边军骑兵回师东归了。
虽然林丹汗带着察哈尔部的人马已经跑到青海去了，但是漠南蒙古诸部中此前归附过建虏的一些小部落，对于明军的到来依然是人心惶惶、举棋不定。
漠南蒙古各部之中较大的部落，一部分上层人物跟着林丹汗逃亡到了青海，一部分在林丹汗逃亡之后归附了女真人。
这一次，明军在关内的宣大腹地防守反击，打了一个胜仗，搞得建虏人马损兵折将，最终仓皇撤退。
这个结果出乎许多漠南蒙古上层贵人们的意料。
幸存下来的蒙古部落首领们，带着减员严重的人马，跟着建虏退回了漠南，很快就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惧怕明军报复，硬着头皮跟着建虏女真人继续撤往北方而去，但是也有一些小部落，不愿离开漠南草原，留了下来。
只不过，随着大明官军的进驻归化，这些小部落多数搞不清大明官军的意图，远远地避开了归化、集宁这些漠南的重镇，同时也远远地避开了大明官军派往归化周边的哨探马队。
但是他们并没有离开漠南。
李邦华带着当时云集归化的绝大多数骑兵马队离开之后，留守归化城的山西镇总兵官王国梁，隔三差五地就会接到派出的各路哨探传递回来的信息。
漠南广阔的草原旷野之上，仍然出没着一个又一个蒙古部落，他们少则三五百口，多则三五千口，既不归附，也不北迁。
王国梁得到的这些消息，自然一个接着一个地被转送到了李邦华的军前，然后经过李邦华之手，再继续被送往京师。
对于身在京师的崇祯皇帝来说，快速平定洮岷以及河西的木速蛮叛乱虽然非常重要，但是林丹汗和黄台吉相继离开之后的漠南蒙古，却也需要永久性地收归版图之内。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必须有一支相对强大的骑兵回镇归化城。
毕竟漠北蒙古三大汗部还都拥有不俗的实力，这些人一旦在得知林丹汗逃亡青海而黄台吉也带着女真人撤走的消息之后突然南下，那么大明朝这边可就乐极生悲了。
如此一来，让这次被封为了武川伯的大同镇总兵官祖大寿，率军回师归化城，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
曹文诏需要留在河套之地的西北角上开辟朔方镇守府，自然无法东归了。
至于靖远伯山海镇总兵官赵率教，及其麾下的山海镇官军骑兵，暂时也没有东归的必要。
因为山海关的步卒有坚固城池可以坚守，而且顶在山海关数百里外的辽东镇，还有一条坚不可摧的宁锦防线。
所以，崇祯皇帝根本不必担心山海关方向的安全。
而赵率教这样的边军大帅一级的人物，搁在如今的山海关，也实在是一种浪费。
再加上赵率教本人，原本就是出身于甘肃镇辖内靖虏卫的武进士，对于河西地区的山川兴胜、兵要地志等等谙熟于胸，让他留在西北，参与西北的平乱，也正是人尽其才。
崇祯三年三月十九日上午，也即三边总督府会议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上午，军机大臣东胜侯李邦华即带着靖远伯赵率教所部山海镇官军骑兵六千余人，以及蒙古部落首领俄尔克褚虎尔、吉仁泰两部蒙古骑兵四千余人，浩浩荡荡，一路风烟地，朝着花马池东南的延安府开去。
陕北延安府这个地方，在西北的战略大局上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或许只有如今远在大明京师的崇祯皇帝才知道得最清楚。
在这个问题，包括一向还算是比较有大局观的李邦华，内心深处其实都有些不以为然。
毕竟如今延安这个地方，既不是通衢大道，也不是财赋重地。
特别是在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反复破坏之下，崇祯三年春天的延安府早已是田地荒芜、残破不堪，除了沿着延河修筑的狭长府城之内还算是稍有人气之外，延安府城的周边各地，也早已经没有了过去稠密的人口。
若不是之前延绥镇的监军御史马懋才在甘泉峪屯垦两年多来打下的基础，那么李邦华带着如许规模的骑兵大军前来，恐怕连人吃马嚼需要的粮草都供应不上。
不过，由于之前一系列的事实似乎已经证明，远在京师中的皇帝陛下似乎具备一种异乎寻常的预知和洞察能力，所以得封东胜侯之后的军机大臣李邦华，对于崇祯皇帝的旨意已经养成了服从的习惯。
只要皇帝的想法，不是过于匪夷所思，不是过于违背常识，他都会尽量说服自己接受，然后顺着皇帝的思路去做出各种具体的安排，并且尽可能去做一些查漏补缺的工作，把皇帝的想法变成现实。
而这一点，也正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所期待看到的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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