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武年间开始，大明朝廷就在藏地设立了两个都指挥使司，一个叫做乌斯藏都指挥使司，一个叫做朵甘都指挥使司。
朵甘都指挥使司的辖地，位于乌斯藏都指挥使司的东部，涵盖了后世四川的甘孜、阿坝等藏区，主要是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带，以朵甘卫即后世的昌都地区为中心。
乌斯藏都指挥使司的辖地，则基本上相当于后世的西藏大部分地区了，不过这个时候的乌斯藏都司也涵盖了后世的不丹、锡金等地。
这个地方，地广人稀，虽然从洪武年间就纳入了大明的版图，但是采取的是世袭土官僧官制度。
当地的世家大族和势力比较大的寺庙喇嘛，被封为了世袭的土官和僧官，也就是世袭的都指挥使或者卫指挥使。
大明朝廷在此地与奉行土司制度的西南地区一样，基本上不设流官。
所以，名义上虽然都是大明朝廷的治下领土，但实际上除了几个重要僧官的继承之外，朝廷基本上从不过问藏地的具体事务。
如今应出身甘丹寺的大喇嘛萨木腾敖斯尔活佛之请，在乌斯藏地区封给笃信黄教的鄂尔多斯蒙古人一块地盘，对现在这位崇祯皇帝来说，自然毫无压力，没有任何问题。
当地本来也是地广人稀，人口和信众，对于任何一个寺庙来说，都意味着一笔巨大的财富。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如此高龄的老喇嘛，如何带着多达四五万人的男女老少，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前往千里迢迢之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圣地甘丹寺去呢。
事实上，距离河套地区最近的黄教圣地，是青海的塔尔寺，如今这个地方，被林丹汗麾下的察哈尔部人马霸占，萨木腾敖斯尔活佛绝不会给理藩院出这个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主意。
最重要的是，历史上到了崇祯年间的时候，乌斯藏地区黄教与其他教派的争端十分严重，曾经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格鲁派不断式微，噶举派、宁玛派强势崛起，黄教的信众流失严重，大量的黄教喇嘛、僧侣甚至活佛失去了信众，无以为生，只能流向蒙古地区。
来自藏地甘丹寺的萨木腾敖斯尔活佛自然知道这其中的情势。
若能把这么一大股信奉黄教的力量带回甘丹寺统治的地区，那么甘丹寺的势力立刻就能壮大起来，重现过去宗喀巴时代的辉煌。
而如今这位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也隐约知道，差不多就是在这几年之后，因为林丹汗入主青海，并与藏地信奉红教的白利土司、德格土司，以及藏巴汗走到了一起，这给格鲁派出身的达赖喇嘛以及其他格鲁派活佛喇嘛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于是，乌斯藏地区的格鲁派活佛们，开始不断地派人联络卫拉特蒙古人即漠西蒙古中最强大的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请其率领漠西蒙古大军入主康藏地区。
崇祯十年，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图鲁拜琥，在一堆格鲁派活佛的带领下，率军从漠西进入了青海，历经数年征战，消灭了沿途所有非黄教的康藏土司和蒙古部落政权。
最终，在崇祯十五年入藏，推翻了噶玛噶举派的藏巴汗，建立了后世所谓的藏地和硕特汗国，从此算是确立了格鲁派在西藏、青海、康巴等地的统治地位。
如今林丹汗已经率领察哈尔部残存的数万人马，进入了青海地区，而年纪虽大但却并没有老糊涂的萨木腾敖斯尔活佛，十分敏锐地感觉了这个危险。
与此同时，他也从中看到了机会。
若是能够带着这数万大明朝无法安置的鄂尔多斯蒙古人进入西藏，那么这个问题岂不是迎刃而解了吗？
或许自己也会因此成为格鲁派的祖寺甘丹寺中最有势力的喇嘛。
当然，萨木腾敖斯尔活佛的志向并不在乌斯藏地区。
因为他也向崇祯皇帝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那就是事成之后，请求大明朝将归化城中的大召亦即伊克召，赐给他以及他的弟子们世代居住，同时册封其本人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西天大善自在佛，钦命其为伊克召活佛，统领蒙地释教。
同时，允许以归化城伊克召、乌素图召的格鲁派喇嘛，在整个蒙古草原地区吸收信徒，修造寺庙，接受信众供奉。
对此，崇祯皇帝稍加思考，就痛快地答应了萨木腾敖斯尔活佛的请求。
李邦华对大明统治蒙古乃至西北之地的考虑，是正确的。
喇嘛教的作用十分巨大，不管是黄教还是红教，或者其他派别，大明朝这边如果不接受，那么他们就会寻找其他的力量支持自己。
因此，与其让他们投靠他人，倒不如让他们依附自己，不过是给出去一个活佛的名头和一些金钱上的赏赐罢了。
但是，崇祯皇帝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第一，鄂尔多斯蒙古人离开河套之地的时候，除了羊群和帐篷之外，什么都不能带走。
既不能带走马匹、牛群，也不能带走弓箭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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