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北镇抚使王国兴派人送至京师的密报中，除了详细报告这次抓捕卖国晋商过程中抄到的各种金银商货、土地宅院等巨额财产之外，也报送来了所有抓捕到的人犯名单。
按照崇祯皇帝之前的密旨，但凡列名在后世满清内务府八大皇商之列的汉奸，如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盛兰、翟堂、黄云发，这八家全部财产抄没，全部男丁处死，女眷充军瀛洲。
那些没有列名后世满清八大皇商之列，但却也在这次行动中被认为在这八家晋商的经营之中入过股、分过红，或者供过货的那些山西官商世家大族，则是另外一等的处置办法了。
早在居庸关中的时候，崇祯皇帝就想过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少阻力的做法，就是由锦衣卫抓捕到之后，直接定罪处死。
也就是，拿到了供状之后，先杀了再说，免得朝中大臣们再说废话。
这就叫作诏狱，也是锦衣卫最为拿手最为习惯的处理办法。
不过后来一想，这样做，未免太简单太草率了点。
虽然这些卖国的商人们受到了惩罚，但是对于满朝文官武将，以及对朝野上下的商民百姓，却是起不到多大的警醒和教育作用。
要想起到这个警示的作用，就必须把这个事情搞大，而且是搞得足够大，大广为人知。
只有人人皆知这些人通敌卖国的罪行，今后九边各口的商民百姓，以及沿海和内地的商民百姓，才会真正意识到通虏资敌罪名的严重性，以及后果的严重性。
说是杀鸡骇猴也好，说是杀猴骇鸡也行，总而言之，只有这样才能够警醒教育后人。
也因此，就在崇祯皇帝接到王国兴密报的当日下午，崇祯皇帝在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的陪同之下，终于下定决心召见了内阁首辅李国镨、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以及督察院左都御史李标、刑部尚书乔允升、大理寺正卿刘宗周。
一方面，崇祯皇帝让锦衣卫指挥使巩永固，正式向参加这次乾清宫御前会议的这几个重臣，通报了范永斗等杀胡口山西商会各大东主甘作建虏内应，协助建虏破城的内情。
同时，也简要通报了宣大沿边各口晋商多年来通虏资敌的一些恶劣情况。
另一方面，由崇祯皇帝亲自拍板决定，将东厂在宣府、大同等地抓捕下狱的通虏资敌晋商分子，以及锦衣卫在山西各地抓捕的通虏晋商，还有锦衣卫和东厂拿到的各种账簿、商路图和犯人签字画押的供状等等人犯和罪证，正式移交给三法司择日公审。
崇祯皇帝对众人说道：“皇祖万历以来，朝廷准许塞外鞑靼蒙古俺达汗部与大明封贡互市，因着王崇古久任宣大总督的机缘，晋地商民百姓蜂拥而至，几乎垄断宣府、大同等地边贸。当年大明与蒙古通商和好，此事本也无可厚非。
“只是俺达之后，塞北风云多变，与我多为敌而非友，宣大沿边各口之山西商会无视朝廷禁令，向以贿赂边将而通行关外，与虏贸易。
“自来边关贫瘠，物产不奉，商旅之人逐利而行，也属人之常情。先帝及朝中大臣或有知之者，也多念此等人虽通行边外，但却利存关内，也算造福一方之民，未曾对此等人行霹雳手段。
“然则，却有一些晋地商人见利忘义、欲壑难填，不仅与塞北蒙古各部通商贸易，而且还胆大包天，视朝廷三番五次之禁令为无物，与大明之仇敌建虏女真人通商贸易。
“朝廷明令禁止输入辽东边外之铁器、粮粟、布匹等紧要物资，此八家商人贪图暴利，亦卖力输入。
“此八家如此作为，正是送利刃与仇敌也，可见心中全无家国民族之念！通虏资敌，莫此为甚！”
崇祯皇帝的这番话说到了最后，原本白皙的脸上，因为突然发作的愤怒而胀红，让在座的各个大臣都感受到了皇帝心中的怒火。
东厂在宣府等地的行为，以及锦衣卫在山西的行为，已经引起了朝中许多大臣的注意。
那些跟着皇帝去过居庸关的重臣，当时都知道当时皇帝的态度，所以这其中的部分人物回京之后，不管朝野之间对于锦衣卫和东厂大肆搜捕晋商问罪的“胡作非为”有多少议论，一概保持沉默。
但是对于督察院中的许多御史，对大理寺、翰林院、詹事府中聚集的许多清流文官来说，这显然又是皇帝的一项恶政。
纵容皇家鹰犬抢掠富商巨室之财产，还不是恶政么？
在他们看来，今天皇帝打仗需要钱粮，可以去抢晋商，将来再打仗或者干什么缺钱的时候，或许就该抢他们之中的江南商人了！
也因此，自从东厂和锦衣卫抓捕晋商的行动全面展开之后，朝野之上就有许多官员，不断上书弹劾锦衣卫和东厂，说他们打着皇帝诏狱的旗号骚扰民间，劫掠民财，伤天害理，祸乱地方。
不过，与皇帝行在的官员们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内阁首辅李国镨，以及朝中许多在皇帝行在有着自己的消息来源的大臣，却早就明白了皇帝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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