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二天上午，从卯时开始，吴国俊就按照头天夜里永胜楼御前会议上定下的计划，指挥着昌平营，分头布置，与驻守在居庸关北关城头以及石峡岭、八达岭、黄草岭等地的各个敌台墩堡的五军营将士，进行了简单的换防，执行起了示敌以弱的策略。
之所以说是简单的换防，是因为如今五军营前后左右中五个营头的近万守关士卒，在昌平营那些更像是普通百姓的老弱士卒登上城头替换防务的同时，这些人只是下城休整而已，并没有远离各自的关口防地。
与此同时，近卫军第一镇的一万六千将士也都携枪带炮地分片立营，驻扎在居庸关北关方圆四五里的城池之中。
上一次崇祯皇帝前来居庸关巡视，守将王承胤拉来了关城中的不少商民百姓滥竽充数，被皇帝当场处死，受到牵连的商户百姓数百家。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皇帝又在京师大杀违法勋贵，改卫所军户为地方民户，居庸关南北口关城中的商民百姓几乎为之一空。
特别是北关城中，从京师前来的五军营各部将士也都不是什么善茬子，居庸关的北关城很快就没有了普通商民百姓的立足之地。
方圆数里的偌大关城，很快成为了五军营的官署和其中军后军的营地，同时也是整个五军营随军家属亲眷的聚居地。
这一次，皇帝亲率大军前来居庸关，关城中的普通百姓更是早被驱赶一空，大量的民居、宅院、商铺、货栈、庙宇等地方，被清理出来，作为伴驾而来的官员和军队的住宿之地。
毕竟这个季节里，居住在城内和城外，以及居住在室内和室外，可完全是两个概念了。
也是因为五军营移驻居庸关后，居庸关的北关城被五军营将士“霸占”的原因，居庸关北关城与南口关城之间，长达十五里的漫长谷地之中，很快就又出现了一些零零星星点点散散的民居和村落。
与此同时，位于军都陉南出口处的南口关城，也因为居庸关本关所在地变成了一座纯粹的兵城，很快就取代了其京西商路枢纽的位置，变得商铺林立日渐繁荣起来了。
当日中午时分，居庸关本关所在的北关城以及左右两翼的山岭长城上形同儿戏一般的换防行动刚刚告一段落。
八达岭、石峡岭上的敌台先后燃起了冲天的狼烟！
紧接着距离关城更近一点的黄草岭上也燃起了狼烟！
且说十一月初六日清晨，建虏后金国的额驸之一扬古利，与前后金国五大谙班大臣安费扬古之子达尔岱，以及黄台吉的心腹巴牙喇头领图赖，三个人奉了黄台吉的命令，朝着居庸关奔袭过来。
一路快马加鞭、过城不入，速度十分惊人。
前不久平定漠南，收服了许多之前被林丹汗统治的漠南部落，在增加了数万仆从军炮灰的同时，前前后后也收获了六七万匹蒙古马。
因此，从杀胡口入关之后，黄台吉及其麾下各旗的将领头目们，也都不再把战马看得那么贵重了，一次又一次不惜马力地大搞起长途奔袭来了。
这种战术当然也很有效果。
在扬古利等人率军经过大同、宣府通往居庸关方向的沿途古道上，许多有着明军驻守的城镇和墩堡，当他们在仓促之间惊慌失措地准备守城自卫的时候，根本就来不及派出人马出城，赶在扬古利这支队伍的前面，向至关重要的居庸关报告敌情。
就这样，扬古利、达尔岱和图赖三人，率领三千正黄旗精锐虏骑，一天一夜向东奔驰三百多里，在十一月初七日上午的时候，赶到了怀来卫的土木堡。
而这个土木堡，也正是正统十四年明英宗被俘之地。
在明英宗被俘之后的数十年间，汲取了惨痛教训的大明朝廷，在怀来卫一带编修堡垒布置重兵，将居庸关西北的这一片上百里的地带，经营得固若金汤。
可惜的是，到了崇祯年间，英宗年间的往事早就消散在历史深处了，与之一同消散的，还有居庸关外直到怀来卫一带的防御体系。
鸡鸣堡也好，土木堡也好，包括怀来卫与居庸关之间的最后一个城堡榆林堡也好，经过一百六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也与其他内地军堡差不多了。
隶属怀来卫的卫所军队，多数都已经沦为了农夫，根本不堪一战。
即便是侯世禄派到怀来卫驻守的部分宣府镇营兵，此时骤然看见建虏的数千骑兵兵临城下，也根本不敢出城鏖战，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数千虏骑，驱赶着附近乡村的大量百姓绕城而过。
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不为身后的居庸关感到担心，而且对于建虏骑兵的绕城而过，感到一丝丝庆幸。
这就是明末的现实，一般的将领士卒根本不关心国家的生死存亡。
在他们看来，这都是皇帝老子自己的事情，与他们无关。
谁来当皇帝，还不都得让他们这些人继续当兵吃粮么？！
反正被虐杀的只要不是自己的亲人，谁在乎城外那些乡民的死活与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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