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崇祯皇帝的手指，在闽海以南海域也就是广东沿海外海的几个必经航道上重重点击的时候，沈廷扬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之处。
沈家搞得是民间海运，民间的船主或者海商，可以通过向郑芝龙、刘香甚至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或者是荷兰人交过路费、通行费、保护费什么的，换取他们的通行保证和海上保护。
然而大明朝廷的官方船队又怎么可以向他们交保护费呢？
不光是大明朝廷的尊严问题，因为即便是你想向刘香或者他身后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购买海上保护的时候，他们会同意吗？
如果保护费高于你运送的货物的价值，你还运个什么劲儿？！
如果你运送的货物的价值，高于你交的保护费，比如说其中有大批的兵器，大批的粮食，人家直接就抢了，还收你什么保护费？！
当崇祯皇帝把沈廷扬叫到乾清宫书房之中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这么说，但是沈廷扬很快就想明白了。
崇祯皇帝不是不想去南洋贸易，也不是不想直接拿着银子或者武器，去与南洋的小国国王们换取大量的稻米。
而是如今大明的海上力量实在是不够看，即便是郑芝龙归附了朝廷，也依然无法保证大明官方的贸易船队在粤海以南可以安全无虞地通行。
这个事情，真的是急不得。
沈廷扬意识到了皇帝的苦衷和苦心以后，当下也知道了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虽然组织船队往南洋购买稻米的事情一时半会儿搞不了，但是崇祯皇帝还是十分赞成开展海上漕运的，至少能够尽可能大地提高漕粮从南方运往北方的运量和效率。
也正因此，崇祯皇帝还是部分地同意了沈廷扬的请求。
五月中旬的时候，给直隶总督南居益和天津巡抚梁廷栋，各发了一道圣旨，任命武英殿中书舍人沈廷扬为天津兵备道兼天津水师监军，并且先期拨给他一百万银元，令他在大沽口，也就是卫河（后世的海河）的入海口，设立官营的大沽口造船厂，由其亲任总办，招募工匠，督造大型的运输船和战船。
天津这个地方，万历时期开始设有巡抚，但是在万历年间这个天津巡抚的职位，只存在了两年，然后就撤销了。
直到天启皇帝即位之后，为了策应和支援辽东作战，才又恢复了这个职务设置。
然而，这个天津巡抚实际上管辖的地方，却非常有限。
一开始，主要是管理海防和海上事务，陆地上的天津三卫，归后军都督府直接管辖，而不归天津巡抚管。
至于其他的民政事务，要么归顺天巡抚管，要么归保定巡抚官。
军事上，则归保定总兵官管理指挥，营兵只设天津副将这个职位，隶属保定总兵。
后来，辽东屡败，辽事大坏，京畿之地也有了风险，天津的海上防务越来越重要，因此才又建了天津水师。
到了这时，除了巡抚之外，又设一副总兵，统管天津水陆防务，天津副将统带的陆上营兵，也转归天津副总兵统一指挥了。
如今，早已废弛不堪的天津三卫，也已经在崇祯元年京畿之地非沿边卫所的改制归流过程中撤销建制，一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一边也化军户为民户，归入天津巡抚下辖的各县户籍了。
沈廷扬在五月底奉命抵达天津任职的时候，天津就是这么个情况。
如今的沈廷扬，也已经在南居益和梁廷栋的支持下，在大沽口圈好了船厂的厂址，目前正由天津水师副总兵黄龙带着麾下的人马，在大沽口的船厂挖造船坞呢。
沈廷扬本人则已经南下了，带着崇祯皇帝的旨意，到福建沿海，特别是福州、泉州、漳州一带，去聘请福建沿海的船工大匠去了。
因为造船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特别是大明能够自造的大型福船和如今比较先进而不能自造的荷兰夹板船和西班牙盖伦船。
永乐年间的时候，大明朝的造船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要是称第二的话，估计也没有谁敢称第一，后来的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等，在当时屁也不是。
可是永乐年间过后，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如昙花一现，如过眼烟云，很快就消散不见了。
二百年后，到了崇祯年间，别说是那种长达四十四丈（约一百四十米）、宽十八丈（约五十米）、从底舱到甲板高多达五层、超过五千料（相当于现在的排水量两千五百吨）的标准郑和宝船了，就是超过两千料的福船，也不是江南或者闽广沿海所有的船厂都能够建造的了。
说起明朝中后期沿海地区的造船业来，那可是说来话长了。
按照形制、法式和工艺，大概分为四个船系，也就是福船、广船、沙船和鸟船。
其中，福船的制造工艺，主要流行于福建沿海，之所以叫作福船，就是因为这个。
与此相应的是，广船主要是广东沿海一带的造船工艺，与福船比，它属于长而窄的类型，船体也很长，但是甲板以上显得窄一点，同时也不想福船那么高大如楼，所以在海上乘风破浪的速度，要比福船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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