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浙的海商们将大量的丝绸、茶叶，以及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从月港这个被闽南海盗盘踞的不起眼的小地方，偷运出海，与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进行贸易，一船茶叶、丝绸或者瓷器出去，运回来的就是几乎等重的白银。
正是因为海贸的暴利，所以月港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了隆庆年间，朝廷计划开海，干脆因势利导，赶走了这里的海盗，在此设立了海澄县，开设了市舶司，然后进行官方允许的海外贸易。
而原本毫不起眼的月港，很快就一跃而成为大明沿海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
月港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变化，也是因为隆庆年间的开海，是并不彻底的开海，整个闽浙粤沿海长达数千里的海岸线上，只开放了月港这么一个外贸港口。如此一来，它能不迅速发展起来吗？
但是，月港的贸易虽然兴盛，大明朝廷能够从中收取的税银，每年却不过区区五万两左右。
而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朝廷虽然开放了月港，但关税税率却低的可怜。
那么，大明朝廷之上的大小官员都是傻子吗？
他们明知当时的海贸是暴利，为什么不提高关税的税率？
这就与当时明朝朝廷的开海思路有关了。
隆庆开海的目的，不是为了收取关税银子，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而是为了疏通海商贸易的渠道，使得这些海商不至于铤而走险，成为海盗，继续祸乱东南沿海。
所以他们的思路是，让海商们在这里好好地守规矩做生意就好了，根本没想过要从中攫取关税税银。
与此同时，闽浙粤沿海，除了月港之外，不收费的走私贸易港口到处都是，你提高了月港的出口关税，很多海商又要沦为走私的海盗了。
那么月港繁荣的海贸，到底便宜了谁？
一个是便宜了沿海走私的海商，另一个就是便宜了闽浙粤沿海的海盗。
史料记载，明末控制了闽海海峡，控制了月港海贸的郑芝龙，每年从往来海商身上收取的关税银和保护费，累计多达一千万两白银以上。
郑芝龙之所以能够养得起上千条的战船，数万人的水师，靠的就是从海商海贸之中收取上来的银子。
这一点，从他留给他的长子郑成功的庞大遗产之中，就能窥见一斑。
在南明时期，特别是郑芝龙降清之后，郑成功之所以依然能够经营起那么庞大的舰队和军队，靠的正是郑芝龙称霸闽海十数年，积累起来的富可敌国的巨额财富。
自从隆庆开海以来，闽浙粤三省沿海的海盗们占据着外海的海岛，把持着外海的航路，海商们从月港出发之后，还要给海盗买路钱。
因此，月港的海外贸易虽然繁盛一时，但是大明朝廷却并没有从中尝到太多开海贸易的甜头。
也正因此，除了开放月港之外，隆庆开海就到此为止了，没有进一步开放其他的港口。
如今则大为不同，崇祯二年元旦的开海诏书，在漳州月港开放的基础之上，一口气又开放了五个适宜海贸的港口，也就是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宁波，南直隶松江府的上海，以及北部沿海的登州。
这个时候的上海，当然还是南直隶松江府下面的一个小县城，完全没有后世魔都的一丁点儿样子。
但是包括上海县在内的这几个沿海城镇，却一个个都是天然的对外贸易港口，因为之前的海禁政策，除了官方偶尔会有的官方海外贸易之外，民间的海外贸易，完全处于压抑状态。
不过，这种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特点的民间商业贸易，发展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全压抑不住了，就像春天来了，野草争着抢着要发芽一样，眼看着就要喷薄而出了。
因为受到所谓隆万开海的政策影响在内，当时整个东南沿海商业贸易已经非常普及了，民间商业氛围很浓，各种生意人很多，商人地位提高，整个社会就是一种笑贫不笑娼的状态，人人都在追求发家致富。
在这种状态下，大明朝廷如果还是不开放港口，将沿海地区的海外贸易从地下转为地上，将他们规范起来的话，那么大量的关税收入将会白白地流失掉。
所以开放沿海港口，规范民间海贸，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无论如何也要采取的大政方针，谁反对也没有，而且谁反对，谁就得从朝臣或者地方官的位置上滚蛋。
不过尽管如此，在内阁诸臣的坚持和劝说之下，为了稳妥起见，崇祯二年的这一道开海诏书，还是只开放了五个通商海港。
对内阁诸臣来说，开海通商有利有弊，究竟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现在还不好说。
而对于崇祯皇帝来说，也并不清楚东南沿海民间走私的海外贸易规模，究竟有多大。
同时，一个方向设一个对外贸易港口，也更方便管理，等将来积累下来一套成熟的经验之后，可以再开一批港口。
这样一来，阻力也能小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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