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如此，当然与当今皇帝让他出任武备院总监一事有着莫大的关系。
历史上的这个时候，毕懋康还在南京通政使的闲职上消磨时光，虽然已经开始了对燧发枪的研究，但还没有取得突破，而这一世壕镜澳葡人技师献给崇祯皇帝的燧发枪，却让他茅塞顿开。
不光是明白了其中的原理，而且通过拆解仿造，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锻造工艺，虽然精良程度与壕镜澳购来的还有差距，但是单纯讲到燧发枪最核心的枪机构造，却早就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又由于出于保密的考虑，采取了详细分工的缘故，流水线生产装配的现代管理模式，也提前在武备院下辖的枪炮厂、火药厂、军器局里推广开了。
而这一切，其中多有毕懋康自己的创见。
毕懋康提前主持编撰形成了《军器图说》，利用身为兵部侍郎及武备院总监职务便利，将明初以来的各种火器生产，以及当前武备院的各种火器制造工艺一一进行了总结，比原本历史上的那个版本更为实用和先进。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对这本书十分满意，但却并没有让他找人制版刻印，而是先期作为内部的教材，在武备院院内培训工匠之用。
因为像这样的书籍，就像孙和鼎、刘汉等人在皇帝指点下编撰的《铁范铸**说》一样，此时还都是大明朝廷的技术专利，若是公开传播，流落到了海外，或者关外，那么很快就会成为敌人手中的利器，这一点是不能不考虑的。
看见在座的几位阁臣都同意毕懋康接任工部尚书，崇祯皇帝于是说道：“既然卿等皆无异议，那么李爱卿离京入晋督师剿贼之后，工部尚书一职就由毕懋康接任。毕懋康此前的兵部侍郎、武备院左总监督一职，全数由孙元化接任。”
崇祯皇帝说完了这些，又与几位阁臣商议了一番李邦华入晋督师的相关事宜，然后由内阁中书舍人拟旨，再一次派出数队锦衣卫，分头前往西安、榆林、花马池，以及太原城、大名府分头传达朝廷最新的旨意：
其一，罢免罗世锦的山西巡按和裴俊锡的山西参政之职，剥夺功名士籍，勒令归乡读书。
其二，就是分头调集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等人所部兵马，从南、北、东三面入晋。
其三，钦命军机大臣李邦华总理入晋诸路兵马，统一协调指挥山西剿贼事务。
除此之外，皇帝也再一次传旨户部，由内府和太仓各出五成，发放崇祯二年一月至六月的军饷。
除了陕西三边五镇十余万人马之外，还有另外的六边七镇，以及京师三大营和近卫第一镇，总计又是将近四十万人的规模，又是一次就需要支出四百余万银元。
可以想想看，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要是不抄家、不吃大户，不从那些违法乱纪的宗室勋贵、巨商大贾、贪官政敌那里抢银子，单靠朝廷每年贫苦农民手中搜刮出来的四五百万两田赋税银，可以说，朝廷财政的崩溃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也因此，当三日以后，李邦华交卸了手头的事务，前来乾清宫陛辞的时候，崇祯皇帝又交给了他两道圣旨，让他带去山西太原、潞安，分别交给晋王朱求桂和沈王朱埕尧，勒令晋王府一系和沈王府一系各出银三十万两，粮三十万担，支应山西剿贼事务。
所有这一切安排完了之后，正月也马上就要过去了，内阁、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朝廷中枢衙门，也才陆陆续续开门办公了。
送走了李邦华之后，崇祯皇帝刚想松口气，却在数日之后，就从开衙的通政司那里，收到了一大堆来自四面八方批评教育皇帝的奏章。
这一次的来势更为凶猛，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却并不关心流贼肆虐山西的情形，他们的目的是攻击朝廷的开海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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