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流贼，就像大明朝机体上的癌症一样，转移扩散的地方越多，对大明朝这个机体的伤害就越大。
一旦这一次也像历史上那样，没有能将他们赶回陕西，或者就地消灭掉，让他们再一次从山西南下，越过黄河，流窜到河南腹地，然后再到庐凤和湖广四处流窜破坏的话，那么大明朝就很可能也会像原本历史上一样最后走向末路。
因此，得知孙传庭、洪承畴等人，没能将流贼消灭在陕西本地，也没有将流贼赶向固原等西部边陲，崇祯皇帝的内心多多少少有点失望。
但是他也知道，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怪不得孙传庭和洪承畴。
三边总督衙门虽然率领着固原镇军队移防到花马池去了，但是从陕北的绥德、榆林、延安、横山这几个地方往西去，一路上都驻扎着防备套虏的重兵，这一路上不管是靖边卫，还是定边卫，都不是陕北的流贼敢去招惹的。
而过了定边卫之后，往西就是花马池，这是三边总督衙门和定虏镇的核心防区，更不是如今的区区流贼赶去触犯的了。
与此同时，陕西巡抚洪承畴又奉旨在同川、西安、潼关以及汉中等地整军经武、厉兵秣马，陕北流贼又不敢南下，那么剩下的也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往东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流窜了。
说来说去，流贼窜晋的背后，其实还是山西沿黄一线的防御出了问题。
虽然内心之中多多少少有点失望，但是对于孙传庭等人在奏报之中提到的几次围剿流贼作战的胜利，崇祯皇帝还是要按照惯例下旨褒奖一番的。
特别是对延绥镇上下处理俘虏流贼及乱民的做法，崇祯皇帝还算比较满意，知道这些人终归还是领会了他的意图。
在答复给孙传庭的旨意之中，崇祯皇帝对坚守延安府城和绥德州城的一应官员进行了褒奖，并将阵斩混天猴张应金的绥德守备杜文焕，提升为延绥镇右协参将，继续镇守绥德。
此外，对于剿贼有功的延绥镇将士，崇祯皇帝也再一次从内帑之中拿出十万银元进行奖励，并由孙传庭、贺时雨、马懋才三人对有功将士论功行赏。
至于孙传庭等人在奏报之中提及的葭县回民反贼首领老回回，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明末的另一位流贼首领老回回马守应。
马守应，也是延绥镇边军逃卒出身，之所以有这么个绰号叫作“老回回”，是因为他在以汉族军户为主的延绥镇军中，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回族人。
后来杀官造反之后，马守应成了陕北流贼之中区别于其他派系的“回革五营”的首领之一，同时也是在明末各股流贼中造反比较早，同时又坚持到最后的一个重要人物。
“回革五营”中的“回”，指的就是“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回回武装，这是一支比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汉族农民军破坏性更强的明末流寇队伍，所到之处杀光烧光，简直是无恶不作。
“回革五营”后来变成了“革左五营”，就是因为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回回兵对待汉民太过残暴，令同一阵营的其他几支流贼队伍都看不过眼，不愿与他一起并称，最终分道扬镳。
张献忠这个人在明末流贼之中，已经算是够凶残邪恶了，但是与老回回马守应相比起来，还是属于小巫见大巫的那种。
而张献忠本人起事之初，就在老回回马守应的帐下当喽啰，分家单干之后也曾多次回归依附于老回回马守应，说起来，他还是老回回马守应麾下的“附回军”旧部出身。
马守应这个人平生就两个爱好，一个是念经，一个是杀人。
至于他念的究竟是什么经，不太好说。
这里只能说，他念的不是什么好经，至少不是劝人向善的佛经。
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对回回和色目人是比较优待的，享有不少特权。
等到朱元璋恢复中华之后，蒙古人被赶回塞外，而回回和其他一些色目人大部分跟着抵抗的元军退往西北，剩余的归顺明军，继续定居华夏腹地。
尽管这些回回和色目人，曾经在消灭南宋的过程中，对汉民族犯下过无数残酷的罪行，但是朱元璋并没有对他们秋后算账，进行清算复仇。
相反，大明朝后来的皇帝和朝廷官员，对待回回与汉人完全是一视同仁，没有任何的歧视。
比如三宝太监郑和就是云南的回回出身。
因此，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回回再一次遍布天下了，而其中陕北的绥德、榆林、延安等地，以及甘肃的临洮、固原、庆阳、平凉和宁夏等地，都是回回分布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
由于这些地区的回回比较集中，又有所谓的“经堂”作为他们相互联系的关系纽带，所以非常抱团，一到了荒年，就会成群结队地四处抢掠汉民。
为此，明朝中叶的时候，陕西的官府曾经专门针对回回规定了几条禁令，比如回回不许持兵器、不许群聚、不许抢掠等等，但是这些禁令形同虚设，根本约束不了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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