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崇祯二年的元旦大朝之上，未经廷议即公布开海诏书以来，崇祯皇帝始终都在做着应对朝廷内外、御史言官们反对开海的准备，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却是，他还没有等来朝臣的反对，就先等来了山西的军情。
朝臣们因为过年休沐期间衙门封印不办公，也还不方便往通政司呈递奏折，与皇帝争论开海问题，但是活跃于陕北的流贼，却不会因为大明朝廷的官员和百姓都在过年就不作乱。
崇祯元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除夕之夜，在陕北最早起事的乱贼头子府谷贼王嘉胤，与白水贼王二、安塞贼高迎祥、宜川贼王左挂等各路大小贼头，率领麾下乱贼，分作数股，趁着山西明军在大年夜里毫无防备的时机，先后越过了寒冬腊月里冻得结实无比的黄河，一举闯进山西境内。
这些在陕北境内被孙传庭、贺时雨和马懋才等人领着延绥镇官军，追杀得无处藏身的流贼头领们，一下子如同龙归大海鸟入林。
在进入山西沿黄一线之后，王嘉胤、王自用等人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一般，在正月初一、初二两天之内，先后分头攻占了山西沿黄一线的吴堡、永和、吉州三座县城，杀了县官，抢掠商民，山西沿黄一线顿时陷入大乱之中。
且说十月底的时候，安塞贼高迎祥率领麾下的马贼队伍，在延安府治即肤施城外，被内外夹击的延绥镇明军击败之后，裹挟着陕北饥民突围北上，先是抢了安定县城，然后率众逃往清涧方向。
而府谷贼王嘉胤、白水贼王二、宜川贼王左挂等人，同在肤施城外被击溃后，裹挟驱赶着饥民往东逃窜，并一路攻陷了延长县城。
孙传庭、贺时雨率领延绥镇五千骑兵，一路从榆林卫南下作战，眼见大战了一场，击溃了贼军，保住了延安府治所在肤施城，两人略略放下心来，兼且斩首不少，人困马乏，只好先进入肤施县城休整。
次日，听闻流贼大部往东而去，又是一路破城抢掠，孙传庭、贺时雨与马懋才一商议，留下了马懋才率领麾下的延绥镇监军标营，继续保护延安府城肤施和距离此地不愿的甘泉峪，孙传庭与贺时雨则继续率领延绥镇五千骑兵往东追赶流贼大军。
当孙传庭与贺时雨赶至相对较近一点的延长之时，府谷贼王嘉胤、白水贼王二和宜川贼王左挂，又已经往南奔宜川流窜而去了。
孙传庭与贺时雨在残破不堪的延长县城，休整半日，补充了食水，商议一番之后，决定往南追赶，然而未及出城，就接到了从延安府城马懋才处传来的消息，说是绥德贼紫金梁率领大批流贼饥民，突然包围了绥德州，日夜不停攻打，绥德州城危在旦夕。
孙传庭与贺时雨一听之下，不得不放弃了往南追赶大贼头王嘉胤等人的计划，转而北上延川。
延绥镇之所以叫延绥镇，一个是因为延安府，另一个就是因为绥德州，这是延绥镇辖内除了治所榆林之外，另外两个不容有失的重要城池。
如今陕北虽然乱成了一片，县城一个接一个被流贼攻破、占据和抢掠，但是府城、州城却还没有被攻占过，孙传庭可不想在自己这里打破了这个先例。
因为与县城相比，失去一个州城的影响就要大得多，意味着陕北的乱贼到了失控的边缘。
如今年纪轻轻就是一任巡抚的孙传庭，可不想给远在京师的皇帝和朝廷重臣留下这么个无能的印象。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简单说说陕北流贼之间的关系了。
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这些大贼头，在后世几乎人人都听说过，可是王嘉胤、王自用这两个人，听说的就不太多，提起来，很多人未必能知道。
但是这两个人在此时陕北乱民之中的名气，却比安塞马贼高迎祥要大得多了。
至于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这些人，现在更是还没有闯出自己的名号来，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落草当喽啰呢。
王嘉胤这个延绥镇定边营的逃卒，算得上明末陕北农民军的第一代领袖，而王自用则在王嘉胤死后继承了王嘉胤的部众，成为了陕北农民军的第二代领袖。
至于安塞马贼高迎祥，造反之初，只是带着队伍投奔王嘉胤的一股乱贼即安塞贼的首领而已，此时还是王嘉胤麾下的一个部将罢了，直到王自用死了之后，他才被推举为陕北群贼的第三代领袖。
而这个绥德贼紫金梁，大名叫作王自用，也是依附王嘉胤的一股流贼的头目，投奔王嘉胤较早，又同为王家人，颇受王嘉胤器重。
这一次，王嘉胤号召大批流贼南下围攻延安府，就留了绰号紫金梁的王自用和绰号混天猴的张应金两个心腹带着部分人手，在米脂附近的大山沟里守着自己的山寨老营。
围攻延安府城失败之后，一路东逃的同时，王嘉胤这个定边营逃卒出身的大贼头，也灭亡了派人回去报信，让王自用、张应金等人带乱贼去攻绥德州城，围魏救赵，想办法吸引孙传庭率领的延绥镇官军北上，给自己的溃军创造一个逃出生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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