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了褚宪章的娓娓道来，崇祯皇帝与几位阁臣、军机大臣，一时之间皆是面面相觑。
崇祯皇帝知道毛文龙、刘兴祚这些人都不是善茬子，如今有了朝廷的旨意，绝不会放过朝鲜的土地城池。
同时他也很清楚，朝鲜人不会坐以待毙或者善罢甘休，而是一定会派使节来大明京师哭诉一番的，因为这是朝鲜国的一贯路数。
令他略感意外的是，朝鲜人选了四名宗室之女献给自己，自己要还是不要，应该怎么办？
难道自己被朝臣含沙射影扣到头上的好色之名，已经传到了朝鲜国主的耳朵里？！
而几位阁臣对于安东侯毛文龙、平壤伯刘兴祚，以及东江镇其他几路总兵的过火做法，都是颇为不满。
虽然这几位阁臣都已经算是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了，但他们毕竟都是熟读四书五经，进士文官出身，孔夫子那一套仁义道德的说教，绝对是根深蒂固。
在他们看来，朝鲜国小力弱，在建虏大军兵临城下之际，改向建虏称臣纳贡应该也是迫不得已的权益之举，皇帝虽然将朝鲜北部咸镜道、平安道的土地交给东江镇来管辖治理，乃至跑马圈地，赏给有功将士，但却也不能把人家朝鲜人都给赶尽杀绝，或者都给撵走啊！这样做，哪是大明礼仪之邦、仁义之师的做法啊！
尤其是刘兴祚这个平壤伯，把平壤封给你，你就安安生生做你的伯爵，当你的总兵，你搞什么大屠杀啊，把平壤城内外的朝人杀了个精光，先不说是不是有损大明在藩国的声誉，就说你杀光了城内城外的朝鲜百姓，你将来朝谁收税收粮啊！
再者说了，朝鲜恭谨忠顺大明二百年，到了这个时候你杀其民、逐其官、夺其土地，翻脸翻得未免太快了点吧。
几个阁臣听罢褚宪章的描述，都是面色不豫、默默不语，良久，徐光启说道：“陛下，毛文龙、刘兴祚纵容麾下在朝鲜多有不法，陛下如何处置倒是可以往后再议。只是如今，朝鲜既然派遣了使者到京师，我大明朝廷却是不能失了礼数。臣身为礼部尚书，按礼制接待安排，正是臣的分内之事，不知道陛下对此可有训示？”
自从忙完了熹宗皇帝的大葬之后，礼部的事务一下子少了好多，此前忙得不可开交的徐光启，一下子清闲了不少，除了按照皇帝的口谕，找了一些翰林院的清贵闲官，集中校对订正他的《农政全书》以外，就没有什么大事可做了。
过去皇帝出宫、离京，到哪里去、怎么去、去了说什么话、怎么说话，甚至是公开活动中的一举一动，都得合乎礼数，也就是按照礼部制定出来的礼节路数来做。
然而如今这位皇帝却根本不按过去的套路来，一方面固然是省了不少事，另一方面却也给徐光启招了不少朝臣的骂。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说出宫就出宫，说离京就离京，各种礼仪制度不知道被打破了多少条，朝臣之中死守着陈规陋习不放的那些人不敢公开指责皇帝，只好纷纷上书指桑骂槐，弹劾内阁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有说他身为礼部尚书却任由皇帝乱来不作为的，也有说他以西洋夷俗乱中国规矩的，等等。
当然了，朝臣对徐光启的批评也不是全无道理，若是别的传统儒家出身的进士在当这个礼部尚书，那么崇祯皇帝的很多做法，是肯定要受到限制，遭到反对的，反正肯定是不会让皇帝如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些朝臣的批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徐光启本身是信了天主教的，对传统儒家的繁文缛节也的确是不以为然，并没有太当回事儿，所以对皇帝一些删繁就简的做法是很赞成的。
然而，尽管如此，徐光启对于朝鲜国使节的到来，还是很重视的，知道这个事情牵扯到大明朝廷的形象，马虎不得，所以才说出了前面那番话。
但是，崇祯皇帝对毛文龙、刘兴祚雷厉风行的残酷做法，却是完全支持的，若不是因为自己作为皇帝实在不宜公开表示赞赏，他倒是很想把这两人召回京师，好好褒奖一番。
因为不管是后世的金家王朝，还是泡菜棒子思密达国，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后世的自己对他们无可奈何，而这一世定然不会放过他们。
只是如今建虏未灭，流贼又起，时机不对罢了，而且朝鲜也是一个人口数百万的“大国”，真把他们逼急了，他们真心实意投靠建虏，然后与建虏南北夹攻东江镇，那么东江镇乃至登莱镇，恐怕都会从此永无宁日了。
想到这里，崇祯皇帝也不管徐光启说了什么，径直说道：“朕身为天子，说出去的话又岂能不算数。此前朝廷明发圣旨，将朝鲜北部所谓咸镜道与平安道一应土地交给东江镇管辖，许其跑马圈地、奖励士卒。这一条绝对没有更改的余地。
“安东侯、平壤伯以下虽然行为上略微有些操切，但总的来说，却是奉旨而行。若是因为朝鲜国主的一道国书，朝廷就轻易处理功臣良将，未免过于儿戏。至于因此而问罪毛文龙和刘兴祚的事，卿等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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