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之时，明太祖朱元璋钦定了一部《皇明祖训》，其中将周边的朝鲜、日本、安南、暹罗、缅甸等十五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列为大明对外“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
明太祖给出的理由是，这些周边异族小国，要么隔山，要么隔海，而且普遍地处偏僻，文化各异，得其地不足以耕种供给，得其民不足以驱使利用，若是其不自量力前来骚扰，那么灭了他们轻而易举，若是他们不来骚扰，那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当然了，明太祖朱元璋对这些边鄙小国不重视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告诫后世子孙，要时刻把注意力集中在长城以北的胡虏身上。
关于这些问题，明太祖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之中是这么说的：“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当然了，后来的明朝皇帝们也并没有完完全全地遵守这个关于不征之国的祖训，比如明成祖朱棣的时候，就派大军征服了安南，而前去征服安南的大将军，就是英国公张惟贤的祖上。
可惜的是，明军撤军之后，明朝在安南的统治只维持了十几年，因为用人不当、搜刮过甚，致使安南人反抗不断，朝廷得不偿失，最后不得不又放弃了安南。
明成祖朱棣之后，明朝历任皇帝几乎全都自觉或者无奈地遵守了这条祖训，即便是万历年间自己掏钱打了数年的援朝抗倭战争，胜利之后，也并没有趁机占领朝鲜，哪怕让朝鲜割地补偿都没有想过。
虽然有兵力乃至是国力上的考虑，但与万历以来朝堂之上儒生文臣一再鼓吹的对外交往中的仁义礼信这些东西不无关系。
万历之后的文官集团不愿对外打仗，一来固然是不愿生事，二来也是不愿勋贵当权或者武将地位上升，毕竟一打仗，勋贵将门的政治地位就会随之上升。
此外当然还有很多原因，但不管什么原因，万历之后党争激烈，党争的背后虽然是利益之争，但却表现为义理之争，都喜欢用大义压对方，先把对方名声搞臭。
因此，朝堂之上开始盛行所谓清流，而但凡文官都喜欢自诩清流，喜欢高谈阔论仁义之道，当西北饥荒、流民遍地、国内缺粮、无法赈济的时候，都不去想着对外开拓，征服土地以转移人口、掠夺周边以稳定国内，甚至连提都没人敢提这个茬。
而当时的安南、占城、暹罗、缅甸等东南亚小国，都能生产大量的稻米，只需一支舰队出海，就能征服一国土地，带回无数粮食，可惜没有人去做。
说到底，就是思想上的束缚和禁锢在发挥着作用。
而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可不会跟周边的蛮夷小国讲什么仁义道德，杀其民，夺其地，足够安置西北数百万无地流民了。
而要想在不远的将来这么做，首先要破除的，就是朝堂之上的思想禁锢，对周边蛮夷不需要讲什么仁义道德、礼仪之邦那一套，从今往后也没有什么“不征之国”。
是以此时崇祯皇帝说完这番振聋发聩的话语，三位军机大臣全数离座跪地，阁中中书舍人及拱卫侍从等人，也全都跪地，齐声高呼：“吾皇圣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此时在殿中已经可以独立当值的新任中书舍人沈廷扬、李信、牛金星三人，心中自然更是激动万分。
因为皇帝的话，不仅仅是为大明解下了那副束手束脚的枷锁，而且也为他们这些胸怀壮志、想要有所作为的青年俊才，指出了一条马上封侯的金光大道！类似班超、陈汤这种立大功于异域，从此名垂青史的英雄人物，自然是他们素来崇敬和极欲模仿的对象。
所以，这些人如今呼喊起吾皇万岁来，心中比以往尤为虔诚。
这些人的反应，崇祯皇帝倒是始料未及，当下也是很快请阁中众人起来。
待众人起身后，崇祯皇帝说道：“方才孙爱卿所说很有道理。中书舍人可再拟一道旨意，给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就说朝鲜如今已经投靠建虏，以大明律论，叛主投敌，从今往后，朝鲜以敌国论处，但凡朝鲜土地城池人力仓储财富等等，可用来破灭建虏者，东江镇所部若有需要，皆可上岸自取，朝廷不予过问。”
几个中书舍人，当即奋笔疾书，记下皇帝所说的每一个字。
这时，军机大臣、工部尚书李邦华说道：“陛下，臣受陛下启发，有一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对于李邦华的人品见识，崇祯皇帝是充分信任的，于是说道：“李爱卿有话，尽管讲来！”
李邦华说道：“陛下下旨在瀛洲岛上设置镇守府，并以东江镇监军御史毛维张为镇守使，臣以为此举或可推而广之，我大明边外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若如同内地设置州府县官管理民政，再设守备、都司乃至参将、总兵管理军政，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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