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仁锡的密折，被锦衣卫人员快马传递到京师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十七日了。这个时候的塞北虽然还有些倒春寒，但是京师地界已经完全春暖花开、阳光灿烂了，京畿周边的农田里，到处都是一派繁忙耕作的景象，一路往南则更是如此。
自打去年朝廷下令天下募民开荒屯垦以来，仅仅京畿周边原来的皇庄和抄没的大片阉党田庄，陆陆续续分流安置的山陕冀鲁豫等地流民，就超过了四十万人，其中十八岁到四十岁之间的青壮丁口，就超过了十万。
这是杨应乾的军屯司在移民之中推行编户之后，统计上来的数据。
因为从西边、南边过来的流民，还是在不断地涌向这里，所以，这些统计的数据也是一直处在变动之中。
若是加上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兵备道兼大名府知府的卢象升招募的流民，以及漕运总督袁可立在运河两岸州府招募安置的流民，那么这小半年来，陕晋冀鲁豫等地得到安置的流民、灾民、难民什么的，就已经接近了百万。而其中可以募兵、做工的青壮人口，也有了将近三十万。不光是兵源充足了，而且运河清淤、遵化开矿、沿边筑城的民夫，也有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京畿周边的形势正在好转。然而这些天，崇祯皇帝的心情却依旧郁郁寡欢，显得有些心事重重。因为西南川贵等地的奢安之乱，在安静了一年之后，如今又再一次死灰复燃了。
早在天启元年，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起兵造反，带着十数万土兵，连破川滇黔三省四十多个州县，其中包括重庆，而且一度险些攻破西南重镇cd奢崇明反了以后没多久就称帝，而且设立丞相官府什么的。
朝廷军队虽然全力平叛，但当时大明军备废弛多年，内地卫所官兵更是虚弱不堪，一时也剿灭不了。
而这个情况，也激起了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的野心。几年以后，安邦彦也起兵造反，占了云贵两省的许多州府。
从奢崇明造反开始，天启皇帝就开始派出军队镇压，但是西南山地太多，而且多数都是少数民族，奢崇明、安邦彦都是世世代代镇守当地的土司头人，与西南的少数民族天然亲近，再加上当时的西南土司遍地，所居之地也都是山高林密，朝廷大军要么开不进去，要么开进去之后找不到土司军队的主力，到最后粮饷耗尽，又不得不退兵。
就这样，经历了几任总督和巡抚，云贵川三省的奢安之乱，始终不能最终平定。
期间最有希望平定奢安之乱的机会，出现在时任贵州巡抚朱燮元统兵平叛的时候。天启五年底，奢崇明、安邦彦连续经历了几次惨败，纷纷退回到了起兵造反之前的山林之中苟延残喘。可惜的是，即将大功告成之前，朱燮元的母亲病逝，朱燮元丁忧回籍，贵州巡抚换人。
朱燮元的一些政策也受到朝中大臣的攻击，结果被废弃，朱燮元对已经平复地区少数民族头人的承诺，也随之无法兑现，云贵川等地土司，又出现不稳迹象。
好在之前朝廷军队把当地土司杀得够狠，一些投降了的土司虽然蠢蠢欲动，但是没敢明目张胆再反。而接替朱燮元担任贵州巡抚兼平叛总指挥的张鹤鸣，在平叛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却一改剿灭的政策，开始主张招抚，于是奢崇明、安邦彦等已经造反多年的土司，因为实力大损，纷纷去掉伪号，接受招抚。就这样，西南的奢安之乱，暂时进入了相对平静的阶段。
如今这个崇祯皇帝，自从来到这个时空以后，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京畿、辽东和西北，还没有来得及关注西南的形势。也因为之前西南相对平静，所以就有点儿天真地以为西南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就没再过多干预。
没想到的是，就在二月底，休养生息两年多的永宁土司奢崇明，再次联合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进犯贵州，而一力主抚、毫无防备的张鹤鸣，自然是败得不能再败，不到一个月，整个黔西南地区，除了贵阳以外，全部被奢崇明、安邦彦的土司大军所占据，之前数年辛辛苦苦收回来的地方，也再一次丢失。军报传至京师，内阁和军机处的大臣们都是大惊失色。
崇祯皇帝当然也很吃惊，原以为西南已经平定了，结果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崇祯皇帝把军机处的几位大臣召集起来，研究对策，这几个军机大臣，当然是极力主张剿灭，彻底根除祸乱之源。
对这个问题，不管原本历史上那位崇祯皇帝，还是如今这位崇祯皇帝，都是完全赞成的。大明朝廷的军事重心北移之后，西南诸省的那些土司渐渐地便形同国中之国，若是对远在北京的大明朝廷有忠顺之心还好，若是没有忠顺之心，那些土司简直就是独立王国，不交税不说，土司的世袭传承，也不需要朝廷的承认，甚至自己的领地，也不让大明的官府通过，即便是明初时常有的进贡，到了现在也是完全没有，除了向朝廷要求赏赐之外，几乎跟大明朝廷没有一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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