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子爷，这本《明夷待访录》其实是梨洲先生写给将来推翻满清而复中华的明君雄主的——这人肯定就是您了！可是没成想，他在接到您的英雄帖后，还没来得及出门，就被清妖的浙江总督范承谟给堵了。所以梨洲先生才派充宗先生、石园先生各带八位高足，带着《明夷待访录》的抄本离开宁波，日夜兼程往江西和湖北而来。
而他自己则带着另一本《明夷待访录》的抄本跟着范承谟去了江宁。本想用这本《明夷待访录》和批判老清妖头福临的言语激怒康麻子，再搞一场腥风血雨的文字狱出来。可没成想那个康麻子居然还挺能忍辱负重，不仅没有杀害梨洲先生，还将计就计地宣布要把他的江宁英雄会开成江宁咨议会。还要在江南搞新政、办新军、兴团练......当然了，这都是瞎折腾，无用功，一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面的。”
晕船晕了一路的诸葛三和，这个时候正和一个长着个阿婆脸，年约四旬，还有点肥胖的瘸子一起，在宁王府的存心殿内和朱和墭说着黄宗羲“被抓”和康熙新政的前因后果。
不过诸葛三和并没有朱天王那么急，他还是那副闻稳操胜券的模样。
而朱和墭则是一言不发，眉头紧锁。
作为后世的一名学霸，他当然知道《明夷待访录》是什么？这就是一本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当然了，朱和墭自己的《原儒》、《天下为公》和《大同》等着作，其实也可以归入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的范畴。
其中《明夷待访录》的重点是建立一个可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朝廷。也就是用来指导资产阶级政府的建立。
而《原儒》则是革儒家的命，使之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提供各方面的人才。
《天下为公》和《大同》主要是革产权的命！通过重分土地和宗族集体所有制等方法，达到厘清产权和平均地权的目的。
这“平均”，乍一看好像是反资产阶级的，但实际上并不一定......生产资料过度集中，特别是集中于特权阶层是极度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
在任何形式的封建制度下，生产资料总是会大量集中于特权阶级手中——这些特权阶级要么是军事贵族，要么就是宫廷贵族，要么是宗教贵族，要么是特权官僚，要么是官商。
当这些特权阶级拥有的生产资料占比达到一定的程度，整个社会必然会失去进步和创新的动力。
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剥夺这些特权阶级占有的财产，并且进行重新分配。
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是根本不存在的！如果贵族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还革什么命？
就连美国这样的国家在它的独立革命中，一样剥夺了大量英国人或忠于英国的农场主的财产，更不用说其他国家了。
而具体到清初的广东、福建，不仅存在大量依附于满清统治的封建特权阶级的财产需要剥夺，而且还存在大量产权不清的生产资料。
以至于在人地矛盾极度缓和的情况下，还有许多人要租地耕种，同时又有许多抛荒土地。
而平均化的重分，在最大限度拉平差距，让所有人都尽可能处于同一起跑线，然后同时再厘清产权，使得国家可以立法保护没有特权加持的私人财产。
与此同时，如果再能有几个可以助力经济腾飞的优势产业——比如瓷器、白糖、茶叶、丝绸、棉布、铁器等等。
那就是相当理想的资本主义开局阶段了！
这种理想的开局，在清末民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当时人地矛盾太尖锐了，同时一两千年积累起来的优势产业已经全部丧失，只能通过出口初级农产品获取一点点外汇用于工业化......
而在清初......可以这么说，你只要随便一搞，资本主义就来了。
当然了，像大清这样，怎么破坏生产力他就怎么搞，那是无论如何都搞不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谁（必须是汉人）在清朝初年造反成功，都能搞出一些资本主义——一般情况下，造反家们胜利以后总是要搞一些和被他们推翻的倒霉蛋的政策相反的路线，要不然他造哪门子反？
而只要把大清搞得那些政策拿过来，颠倒一下，闭着眼睛也搞出个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了。
所以......吴三桂那个老家伙一样可以拿着《明夷待访录》当革命纲领，然后再把满清的政策颠倒着搞一搞，最后搞出个资本主义！
实际上，吴三桂目前在湖广推行的政策，都能在客观上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不过吴三桂拿了块烂地，他年纪又老，应该搞不出什么名堂。
真正让人担心的还是康熙！
虽然他的咨议会、新政、新军、团练听着有点大清要完的意思。但现在不是清末，现在是人少地多，而且还占着几个赚大钱的高端产业，帝国主义还都是“苗苗状态”的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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