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十年，他为什么要卖店？”
“十年前他唯一的儿子犯了死罪，为了救儿子，他把生意兴隆的酒楼卖了，上下打点，长子总算由死罪变成了流放岭南十年，剩下的钱他就买了这座店铺，两个月前传来消息，他儿子在家乡喝醉酒，失足坠河死了，两老口悲痛万分，便不想做生意了，把店卖了，回家乡买地陪儿子终老。”
李延庆点点头，又问道：“他开价多少？”
“一口价三千贯，或者两千五百两银子，这可是连地皮房屋一起卖的，占地一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便宜。”
“便宜到什么程度？”
“这么给你说吧！十亩以上美宅，地段好一点，那就要十万贯起价了，普通一亩地民宅，好地段一万贯，新桥那边至少要五六千贯。”
李延庆吓了一跳，“那卖三千贯岂不是只要半价？”
“是啊！据我所知，他十年前花了两千八百贯从亲戚手中买下这座店铺，他基本上是按原价卖出，我觉得光这个脂粉招牌就要价值上千贯。”
李延庆心中着实怀疑，天上哪里会掉这种馅饼？
李冬冬却误会了，以为李延庆是担心店铺会不会已经卖掉，他连忙道：“我昨天还来看过，老东主对我不错，他答应给我保留五天，我就在等你父亲来做决定。”
李延庆不想解释，便笑问道：“那冬哥自己买房了吗？”
李冬冬吓一跳，慌忙摆手，“我哪里买得起，我一直租房子，最早是租我岳父的一间破屋，月租两贯钱，后来我改租店宅务的房子，也就是公房，我开茶棚交税和差役钱较多，被定为四等户，可以租两间公房，月租八百六十文。”
李延庆倒也知道一点情况，大宋户籍分为乡村户和坊廓户，相当于后世的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农村交田赋，城市交户税，免役钱城市乡村都要交。
但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是根据财产来评定户等级，乡村财产是指农田，城市财产是指房产，财产越多等级就越高，自然交的税赋就越多，免役钱也越多。
李大器最穷困潦倒之时没有交税是因为他没有田产，典型的无产阶级，不仅不用交田税，连每年交的免役钱也是最低的一档，算是朝廷对最穷困人口的一种福利。
但从古至今，中国人的财富观念都很重，尤其是宋朝，乡村人热衷于买田，城市人热衷于买房，主要是子女多，所以必须积攒更多的财富，让子孙后代的生活能好一点。
但财产越多，税赋和免役钱也就越多，对所有家庭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城里人为了多买房且少交税，大家都想尽办法藏匿房产，最典型的办法是做阴阳契约，报给官府用假契约，尽量把房产数量降低，明明交易面积是一亩地，却在官府备案成一分地，把财产藏匿了。
但这样做的风险也很大，相国吕惠卿推行‘手实法’，要求各家各户自行按实申报，并鼓励街坊邻居揭发：‘非器、田谷而隐落者许告，有实，三分以一充赏’。
一旦藏匿财产被人揭发，藏匿的房产会被没收拍卖，揭发人可以得到三成奖励。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当官，考上举人就能免税免役，什么叫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个意思了，为什么宋朝人拼命送孩子去读书，热衷于考功名，这里面有着很现实的利益考虑。
但汴京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后世的国际大都市，不得不管理得异常严格，毫不容情，否则怎么容得下近两百万人口。
汴京首先也是看房产，在汴京有房产叫做主户，没房产叫做客户，也就是流动人口，主户没有什么限制，有多少房就住多少，只要不偷税漏税就不管。
但客户的限制就极为严格，不是你想租几间房就可以租几间房，朝廷首先把客户划为五等，每等客户都有规定的住房标准。
流动人口刚到汴京最初都会被默认为第五等户，一户人家只允许租一间房。
要想多住几间房就得开店交税，店开得越大，税交得越多，认证的等级也就越高，实在不行就开个小茶棚，官府便认证你为四等户，可以住两间屋了，不过户税和免役钱也要翻倍。
所以绝大部分底层人家都只能住一间屋，朝廷修建了大量公房出租，每间月租四百三十文，但一家人月收入最低也是三千文，所以基本上都负担得起。
否则以汴京寸土寸金，底层人哪有容身之处？如果违规多住房子，一旦被人举报，公租房则取消租房资格，私房则重罚房东，让房东得不偿失。
当然公租房的居住条件都不太好，拥挤嘈杂，环境脏乱，想住好一点，那就去租私房，房租虽然贵一点，但房东有很多办法来弥补，比如开间大，平时用布帘一拉或者屏风一隔就成了两间。
再比如还有庭院，如果人口多便可在庭院内搭一顶帐篷，舒适性和公租房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商铺不在限制范围，可以租商铺来居住，只是一个月十贯八贯的租金普通人家也负担不起，真正有钱人又何必租商铺居住，直接买房子成主户，就不受任何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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