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加藤清正，花房正幸又开始军势布置。
根据秀家的计划，他需要负责咸镜南道的压制工作。
眼下虽然咸镜道临海各个主要城市已经在秀家的掌控之中了，可是盖马高原上的江界、慈城、虞芮、三水、甲山等城依旧悬挂着朝鲜国旗。
历史上咸镜道的义兵就是从这里兴起，并与日军及反抗朝廷的朝鲜人在咸镜道发生冲突，甚至一度拿下了镜城，掐断了咸镜道南北的联系。
镜城作为咸镜道的标志城市，咸镜道的名字之一就取自这里。镜城的失落标志着日军不可战胜神话被打破。
义兵镜城胜利的消息传出之后，咸镜北道的抗日之士不断来到镜城加入郑文孚的队伍中，其中就包括钟城武士金嗣朱、镜城人吴璞，以及未被捉住的钟城府使郑见龙，庆源府使吴应台等人。
抗日军义镜城为基地不断发展壮大，再加上彼时有李舜臣水军阻断了日军的后勤，使得日军补给困难，使得锅岛直茂不得不就地征粮。
但是锅岛直茂等人就地征粮的比例高达6成，当时朝鲜朝廷最起码名义上的赋税只有2成，剩下的都是各种杂税以银钱的方式收取。
这就是日本和朝鲜本地税收习惯的不同了，但是在那些有心者的宣传之下，这就是日军比朝鲜朝鲜还要黑心的证据。
你要知道，此前对日军夹道欢迎的都是底层百姓，而参与抗日的都是度过朝鲜书的“有识之士”。
日军的到来洗劫了他们的田产和财务，使得他们不能在高高在上的做读圣贤书的“两班老爷”了，但是他们这么多年读的书，觉得文化还都在肚子里，怎么掌握舆论高地是他们擅长的。
因此在一顿移花接木之下，咸镜道从最初朝鲜王李昖口中的【逆窟】，成为日本反日先锋地区。
加藤清正和锅岛直茂与义兵发生了“长德山之战”、“双浦之战”、“吉州之战”等战斗之后，第二军团损失惨重，加藤清正不敢再轻易出城，最终被包围郑文孚指挥的义兵在咸兴和吉州两处。
秀家肯定不会犯历史上加藤清正的错误，实际上朝鲜和大明的名义上的田赋虽然不高，但是却需要农民折价把大米卖给地主换来钱财去交人丁税、抗鞑税、抗倭税、冰敬、碳敬等各种杂税，实际上的税赋成本达到了7成5，而其中的大头利润实际上是被各地的地主老爷在折银时候拿了去。
在秀家统治之下的地区，所有的百姓不用再缴纳各种杂税，农民直接以田赋抵税，税赋我为5成5。
商贩和手工业者直接以自己贩卖的货物收税，他们在每日进入集市摆摊的时候，去奉行那里领取记录货物品种和数量货牌，晚上带货物走的时候核对交税税赋是1成。
对于大的座商，都是当地的大贵族，大部分在日军来的时候不是跑了就是被砍了，留下的这些则依据过往的财货销货水平按月交税，税赋1成5。
如果有农民要兜售农产品，来到集市也只用缴纳1成的税赋。
这样的税赋水平可比过去朝鲜衙丁收的前少太多了。
为了防止再发生历史上，朝鲜民众被少部分“有识之士”迷惑裹挟的情况。
秀家在花房正幸出发之前就明确告知他们，让他们在各村口、城口树立汉子、日文的木牌，并要找会说韩语的士卒带着愿意归顺的朝鲜人，到各个村子敲锣打鼓宣称自己的仁政。
见识后世国内外信息认知作战的秀家自然知道怎么占据舆论的最高点，那就是要将自己这边的优点无限放大，将自己这边的问题进行的隐藏下来。
某个伟人说过“信息传播这个高地，你不去占据他，自然有人会去占据他。”
因为朝鲜的百姓很多都不认识字，因此他特意让花房正幸他们花了几个图桉，分别是金元宝上留着金钱鼠辫子的鞑子头像，和金元宝上留着日本头像的图桉，在这些图桉的金元宝上都用鲜明朱红画了【x】，以此来表示今后再也不会交这些折银杂税的意思。
除此之外还有冰敬、碳敬、老爷钱等等五花八门的税赋，统统画在木牌上一个村子挨家挨户的宣讲。
朝鲜百姓其实很清楚，自己最大的支出就是这些杂税，真正的天赋才不到2成，大量的成本都因为交这些税被官府老爷收走，或者在折银的时候被自己的老爷收走。
因此他们最痛恨的就是这些杂税了，当有朝一日有人宣称再也不叫杂税的时候，即便天赋提高到了5成5，他们的成活成本依旧能提高很多。
当然这个时代的朝鲜百姓大多不会算术，并不清楚单税5成5和综合税赋7城的差距，这些也会派人专门给他们宣讲。
总之，绝对不给某些坏心思的公知们一点操作的空间。
并且秀家表示会重用工匠，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应征入工坊之中，专门从事官方提供的活计，根据产出结算工钱，做的越多给的越多。
同时宣称虾夷、关东、海参崴移民政策，包括给予所有的移民一份土地，关东最少只有8反，海参崴最多有15反，虾夷这种有12反，而且这些土地都需要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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