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南下平定沙定洲叛乱时，大西军已经在昆明城站稳了脚跟。因为龙在田居中斡旋调停，黔国公沐天波虽然不愿意与大西军合作，逗留在楚雄府静观其变，但还是写信向孙可望等人表达了感激之情。
此时的云南，跟明末所有省份一样，百业凋敝，民生艰难。
史书记载，“民掘草木以食”，“饥馑病殁，十之八九”，“天灾流行，十死五六，病者枕籍相望，棺木殆尽，死者尽以席裹，埋之荒郊为厚幸”。
张煌言担任云贵总督，积极恢复生产，推广玉米、土豆的种植。
无奈云南境内势力错综复杂，土司们各自为政，又是天下大乱之际，朝廷鞭长莫及，故而张煌言的惠民之策暂时没能在云南施行开来。
沙定洲之乱波及范围很大，云南百姓更加苦不堪言。莫说别处，就是昆明城一带也变得残破不堪，人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大西军进入昆明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
大西军吸取了在蜀地败亡的教训，川西会议时杀了以汪兆麟为首的顽固派，改变了治国理政的策略，治理云南的政策焕然一新。
孙可望是张献忠四个义子中的长子，又读过书，他亲自制定了许多政策，巩固大西军在昆明的统治。
当务之急，是要恢复生产，保证军队粮饷。
孙可望根据云南的情况，想出一个特殊的法子来，那就是施行“营庄制度”。
所谓的营庄制度，是把昆明一带某些州县和卫所管辖的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营庄由大西军管理,在辖区内“踏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条编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全征”。
这种赋税政策，田赋和人头税并存，自然无法与李存明颁布的政策相提并论，但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就田赋而言,以十分为总额,入官四分,民得六分,农民的负担是比较重的。
但是,这一政策的特点是把原先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田租从一半以上减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剥削率;又保证了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地主们虽然心怀不满,但仍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着落,减少了敌对情绪。
这一政策的效果，由于税额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够任意盘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昆明一带的百姓们欢欣鼓舞。
同时，孙可望下令严格禁止酿酒,避免浪费粮食，还颁布一系列政策，在社会上推行崇俭抑奢的“农民诸禁”，社会风气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变。
当时的滇池面积广袤，经常洪水泛滥。孙可望又下令士兵们整治滇池，兴修水利，并未征用民工。
这个举措更得人心，昆明城的百姓们交口称赞，自发组织起来，给大西军送粮送米，或是参加义务劳动。
仅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大西军给昆明城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心安定，生产恢复，街市有欣欣向荣的趋势。
不得不说，孙可望此人虽然嫉妒心强，野心勃勃，但他确实是个种田小能手，是个内政之才。
凭借着治理昆明的卓越表现，孙可望在大西军中威望日重，渐渐凌驾于李定国和刘文秀二人之上。他又拉拢了艾能奇的部将冯双礼，引为心腹，地位愈发稳固。
孙可望敢于向崇祯皇帝狮子大开口，讨要一字并肩王爵位，他是有底气的！
……
就当明军在弥勒与沙定洲叛军打得热火朝天之时，崇祯派出的第二个使者到了昆明城，请求与孙可望等人见面。
孙可望召集李定国和刘文秀，准备在黔国公府接见大明使者，道：“前些日子咱们刚打发走一个使者，今天又来了一个，崇祯还真是执着哪！二位将军，你们作何感想？”
李定国道：“这说明崇祯很有诚意，倘若能议和，不负老万岁遗愿！”
孙可望道：“老万岁的遗愿，我自然记在心里。但崇祯到底有多少诚意，还是得再看一看，咱们并未到了走投无路之时，归不归降明朝尚在两可之间。退一万步说，就算卖身，是不是也该要个好价钱？”
“孙将军，我怎么觉得你的态度有些变化？”刘文秀叫道。
“我一直是这个态度，没什么改变！听说李过归降明朝之后，封为兴国公，以咱们哥仨的能力和实力，怎么也得封王，否则何必投降明朝寄人篱下。”
李定国皱起眉头，刘文秀还要说话，却听得孙可望道：“先听明朝使者如何说，咱们再做决定。来啊，带使者进府。”
等士兵们簇拥着明朝使者进入大厅，孙可望三人吃了一惊。眼前的使者，约莫十五六岁，还是个孩子呢！
崇祯昏了头啦，怎么让一个孩子承担如此重要的任务？难道有意轻慢大西军？
孙可望心生不满，脸色不悦，轻蔑道：“原来是个娃娃使者，你来过家家吗？”
“大明崇祯十八年恩科进士、上书房行走大臣夏完淳，拜见三位将军！”夏完淳挺身而立，声音洪亮，微微躬身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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