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沈括采取的撇清方法非常的不地道，那就就是对旧主反戈一击，重新寻找新的靠山。他把锋利的剑戟无情刺向自己先前的恩主和战友，作为觐见新的主人的见面礼。
他马上向新上台保守党的宰相吴充呈上了一个秘密条陈，洋洋万言，历数新法的种种弊端。
沈括的在政治倾向上的变化之迅捷，转向之坚决，不能不使人怀疑他的人品有问题。
吴充接到沈括的这份秘密报告后，转身就把这秘密条陈递给了当时的神宗皇帝。
?当然，吴充这个绝对未必是想把沈括怎么着，毕竟在他眼中这沈括算不得什么太重要的人物，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神宗皇帝看看这变法的弊端。因为这条陈是变法的干将写得，其对变法弊端的针砭，更加犀利无比。
但是这个条陈客观上让沈括背上政治投机近似小人的骂名。
在当时，不仅王安石鄙视他，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就连神宗皇帝也看不过去，说沈括这不是落井下石吗？从此就很不待见他了，“始恶括之为人”。
这下好了，沈括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得里外不是人。变法党人骂他变节，保守党人嫌他维新。新旧党人都像躲瘟疫一样的唯恐避之不及。
智商远远高于同时代任何人的他，却在政治斗争的浊流中，情商近似乞儿，沈括实在是可怜又可恨！
当时王安石罢相，只不过神宗皇帝是迫不得已做出的权宜之计，其对王安石还是很信重的。沈括看不清形势，就赶紧投机，这说明了他的政治智商之低。
沈括灰头土脸的败下阵来，很是落寞不堪。
更有那新旧党人中的不平之士，见皇帝也讨厌沈括，就投其所好，上书弹劾他。说他出使辽国时，出卖了国家利益，辱国失地。实际上，沈括使辽和辽国的边界谈判很成功，只是神宗皇帝自己软弱，答应了辽国其它的苛刻条件，之后又后悔不已。
沈括何罪之有？但政治就是这么险恶、无情、肮脏。沈括这时候的名声臭了，正好被拉出来当替罪羊。
当然，这也是他身患政治投机病所带来的直接恶果。谁叫他是反复小人呢？！
因为沈括的为人，没有人愿意出来为他辩诬，也没有人敢出来为他辩诬。
沈括只得带着满腹的委屈，和咎由自取的悔恨，被贬出京。
后来新党重新上台以后，也极度不待见沈括，谁让他反复无常呢！
其实新旧党争中，来回摇摆的人很多，但像沈括这样做得如此出格的便很少了。
再说，新旧党争一会儿一个风向，一会新党占上风，一会旧党占上风，沈括这种政治智商低下的人，投机起来，也不可能成功。
其实他若是紧紧跟随新党脚步，不变节的话，未必不能继续保持官位，但他的政治智商就是这么低。
大宋的的士大夫还是很看重个人操守品德的，很多政治理念不同、在朝廷上做斗争的文官，却在私下里很多时候依旧对互相尊重，互相结交。
一个士大夫的品德厚重，在很多时候，无论自己一派，还是敌对一派，都会非常敬重。但是一旦品德被人质疑，这个人便在大宋士大夫群体中很难立足了，无论己方一派还是对方一派，都不愿意接纳。
显然，沈括的做法，被新旧两派的士大夫都会被唾弃。
而沈括政治生涯的第二个污点，其实跟他的前一个污点还是很有关的。
因为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的拙劣表现，沈括被新旧两党都不愿接纳。
后来王安石重新任宰相，而这以后新党重新上台执政后，沈括又再次想回归新党。
沈括为了重新投入新党的怀抱，又做了一件更加不光彩的事情，那就是卖友。从而导致了苏轼第一次遭罹文字之祸，这也是后来“乌台诗案”的开端。
沈括和苏轼是前后脚入馆的，在崇文院共事多年。那时也算是英雄携手，互相欣赏，关系相当不错。后来虽然两人在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中，政治理念多有不合，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私人感情，他们还是着保持不错的友谊。
苏轼虽然不怎么支持变法，但和许多新党中的人物都保持着不错的友谊。其实他严格来说，既不是旧党也不是新党，而是中间派。他的政治主张暨不像旧党那样反对改革，也不像新党那样主张激烈的改革，而是希望双方能够妥协，逐步的开展改革。
沈括作为两浙访察使，到浙江巡检“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临行前，神宗皇帝嘱咐他：“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苏轼这人文人气重，非常恋旧。见到老友，非常高兴，把酒南窗，亲切话旧。而沈括也“与轼论旧”，口称是只谈友谊，不谈政治。
为显示亲近，沈括还要求苏轼把他到杭州这几年所作诗文让自己“拜读拜读”，学习学习。苏轼沉浸在友谊的醇醪中，哪里想到其中有诈，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沈括当天晚上就把苏轼的诗文重新抄录了一通，把他认为是诽谤新政的诗句，用附笺的方式，一一用朱笔加注，捕风捉影，“上纲上线”。然后带回京城，密呈给与苏轼有过节的新党骨干成员御史台中丞李定，表示苏轼诗文中有“多讪谤”朝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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