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如何，苏亦觉得自己应该要写下来，当然，大部分人都是“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讳”，真要有机会发表这文章了，苏亦觉得这段文字肯定要删除的，不然对太不尊敬了。
容庚的写给傅斯年的公开信，并没有取得该有的效果，他还是被北大开除了。
被开除以后，他被李宗仁邀请到广西大学执教，因未开学，同年 7 月 4 日，接到岭南大学聘书，聘请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而东归广州，主讲“中国文字学”和“说文”等课程，兼《岭南学报》主编等。
后来，中大跟岭南大学合并，他才转入中大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
这就是容庚先生的执教生涯。
他的学术成果，也跟他的经历有关，早年间的因为篆刻而学古文，到专门从事金文研究，都与之息息相关。
除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外，容庚对于汉字的简化与改革是有着突出贡献。
早年间，他还是钱玄同发起的“汉字革命”的支持者。
因此，他提出了两种简化汉字的思路：
第一、应用六书之例以造简字。
第二、制定两字以上合成之简字。
他的“简化汉字方案”跟钱玄同的“汉字简化”、傅斯年的“废除汉字”、赵元任的“通字方案”、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以及整个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汉字拉丁化”或“推行世界语”等方案一样，都是对现代中国文化焦虑的一种应对。
其实建国以后的《汉字简化方案》是一个大集合，容庚的方案也拥有自己的特色。
他是古文字专家深谙中国文字的演化轨迹，又擅长书法篆刻，因此相比“标准草书”，他的方案更有识别性，跟赵元任的“通字方案”比，他的方案不会造成“一字多义”，缺点也很明显，“两字合成”不易速记。
但是，他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案“六书之例”跟“草书楷化”结合在一起编成《简体字典》，这书的刊印，对后来的汉字简化方案却有着不小的影响，这也是他对汉字简化方面做出的贡献。
此外，容庚对现代文字学学科的建设也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个方面，稍弱于唐兰。
相比较，他更加擅长文献考究而短于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燕大教书的时候也编写了《中国文字学》的讲义，从这个讲义的名字，就能看出他对现代学术的开放和认同。
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是可以成熟的理论性教材，而容庚的《中国文字学》讲义，则偏向传统，其中对中国字体演变历程的论述，都可以当成一部中国书法史来看待，因为这讲义分成“形篇”跟“义篇”。
这也是为什么，容庚培养的好几个研究生，未来都成为国内着名的书法理论大家的原因之一。
不过唐兰在自己的《中国文字学》一书却说，“罗振玉、王国维只能算是文献学家，他们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偶然也研究古文字，很有成绩，但并没有系统。容庚、商承祚等在古文字商的成绩，是搜集、整理、排比、摹写、更说不到理论和系统。”
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甚至发展到后世，还有一个更加激进的观点，那就是古文字的搜集整理都不算是研究。
其实容庚曾说自己“五不如”，“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
这话看起来很谦虚。
实则不然。
也不看看老爷子自比的五人都有谁。
他后面话锋一转，“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任似皆不如我也。”
从这话，就看出来容庚性格的耿直。
不说这些大学者的性子，仅仅说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存在异同。
唐兰认为古文字学就是字形学，而不应该包含“音”和“义”，因此，对容庚的以“六书”论述字“义”并不认同。
此外，于省吾对唐兰的观点，也有异议。
比如在甲骨文考释之中，唐兰就将“推勘法”与“对照法”、“偏旁分析”和“历史考证”并列为四种辨明古文字形体的方法。
这种“屈形就义”的研究方法，于省吾也不认同。
于省吾始终认为，“留存至今的某些古文字的音与义或一时不可确知，然其字则为确定不移的客观存在。因而字形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唯一基础。”
当然，仅就考释方面来说，于省吾的成就最高。
虽然容庚被不少人称为书呆子，坦白说，他的人缘并不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当年，不管是发起成立考古学社还是担任《燕京学报》主编期间都帮助过不少的学者发表或出版论文（着作）。
最为着名的就是郭沫若跟张荫麟，尤其是郭，他跟容庚的交往过程，就充满了争议性。
后世好事者，都开始通过两人的信札来考究当年的两人交往之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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