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让苏亦意外不已，“之前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我跟学校的高铭、邹恒两位先生参会，没想到跟梁先生你们错过了，太遗憾了。”
陈老师搭话，“苏亦，老师都在家里等你好一会了，你们再不来，老师都要给你们美院打电话了。”
梁钊韬笑，“别听你们两位师兄瞎说，是他们知道你今天过来，特意过来见你的。”
苏亦还没说话，周雅琴就说，“哇，苏亦你太有面子了，让陈老师跟杨老师特意过来见你。”
陈老师说，“就是想见一见，这位不当我们小师弟的天才是什么模样的。”
杨老师也说，“看是不是有三头六臂。”
汗！
尴尬了。
难不成这是审判大会？
怎么感觉有点像当初他拒绝苏秉琦先生的时候，俞老师见他的场面。
见到他抹汗的模样，屋内众人，纷纷大笑，气氛好不欢乐。
接下来就是闲聊。
苏亦也知道，梁钊韬先生跟两位师兄去首都所为何事。
杨老师说，“去年冬，梁先生与我和陈老师三人，带着准备好的编写民族学提纲，上京斟求意见。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共半个月时间，请社科院民族所和中央民院的学者开了几次座谈会。几十位专家听说我们要搞民族学，都心有余悸。”
这个时候，苏亦恰好在长春，也都差不多待半个月的时间，完美错过了。
至于为何要上京开座谈会，这就跟民族学在国内的尴尬状况有关了。
苏亦不陌生，可以说他很清楚民族学在1978年前为何会面临这么尴尬的状况。
毕竟，他前世读博的时候，研究的方向就是民族考古。
然而，他清楚，其他人却不清楚。
吴宗麟都好奇问为什么。
杨老师说，“老的还好点，中青年则更怕：有的说：‘我们不管什么民族学不民族学，我们就搞我们现在的东西。’（指其东北、内蒙、雪区等民族的研究。）有的甚至对我们说：‘我劝你们别去搞什么民族学，危险！解放后，谁搞出名堂来了，不是一个个都倒霉了吗？’”
这一出来，吴宗麟几人就更蒙圈了。
杨老师刚想继续说，梁先生就摆手，“先不要跟同学们说这些，这种事情，我们这些师长来处理就行了，同学们不需要过早介入这些问题。”
于是，杨老师也就没说了。
开始关系大家的学业。
这方面苏亦代劳，统一回答。
“他们四个都在准备考研。”
梁先生三人都满是诧异。
“可以啊，大家都很有冲劲嘛，要加油。”
就连梁钊韬望向沈明，也夸奖道，“小沈不错，都工作了，还打算继续深造，未来大有可为。”
还问他打算报哪位老师，如果没有联系好导师的话，他可以帮忙联系。
沈明欲言又止，最终认命了，含糊地说抱母校。
“嗯，学习方面要向苏亦看齐，报考志愿方面就不用了，不能再报北大了。”
梁先生的话说完，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这时，他又问苏亦，“听说你这段时间写了不少文章，有没有？”
苏亦认识说，“不是很多，只有三篇。之前写了一篇关于隋唐史的，对比一下唐武宗跟朗达玛灭佛之间的异同，算是课堂论文，王永兴先生帮忙投稿给《文史哲》；第二篇是写故宫学的，我现在故宫编辑部实习，负责院刊审核工作，恰好是院刊复刊后的第一辑，就刘北汜先生就把它刊登在上面；前段时间唐兰先生逝世了，高铭、周一良两位先生就让我写一篇关于唐兰先生学术史的文章，打算刊登在故宫院刊下一期，不过因为是季刊，还没有发表。”
陈老师疑惑，“怎么没有考古相关的啊？”
梁钊韬却说，“考古相关的文章，他在河宕遗址实习的时候，就写了两篇了。一篇发表在《文物》一篇发表在《考古》，研究生阶段，能够发那么多文章，放在一般人的身上都可以提前毕业了。”
两位老师恍然。
苏亦说，“我是碰巧，而且都是习作，不成体系，当不得真，佛教考古我只是初窥门径，水平差得很远。”
这些都是实话，他连石窟寺现场都没去过，没有参与考古调查发掘测量编写报告，连入门都不算，在佛教考古方面，他是新人菜鸟。
想提前毕业是不可能的。
梁钊韬笑道，“我想这个方面，宿白先生肯定是不担心的。也就你才研一，不然，他在把你放到外面去了。”
说着，他问，“小苏，你平时关注咱们国内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吗？”
苏亦回答，“关注，不过主要是关注西南民族方面的，确切来说，主要以云南为主。”
他只是随口一问，却没想到苏亦还真有所关注，不仅有些好奇，“都看过什么书或者文章。”
“乱看，不成系统，一开始是看顾颉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后来又看了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及不少他关于暹罗更名与西南边疆危机的论述文章，以及一些顾颉刚跟傅斯年关于暹罗问题的争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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