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他人的观点了，总该有自己的观点吧？
那么徐先生的观点是什么呢？
很快，他就给出答案。
「我们认为元大都的中轴线即明代的中轴线，两者相沿未变。元大都中轴线之北端，正对当时的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
徐先生不仅给出观点，还给出文献考证。
「《图经志书》云：“万宁寺在金台坊，旧当城之中，故其阁名中心，今在城之正北。”中心阁之所在地，即今钟楼址。由中心阁向南为万宁桥(亦称海子桥)，既今之地安门桥。《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号《析津高》云：“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门。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齐政者，书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义。上有壶漏鼓角。俯瞰城堙，宫墙在望，宜有禁。”」
说完，徐先生给了大家消化的时间。
到了这个时候，讲座的核心部分，也差不多讲述完毕了。
等大家讨论的声音逐渐变小以后，徐先生才继续说，“1951年的时候，我考入燕大，受教于邓之诚（文如）先生，承文如先生不弃，亲自在家里为我一个人开课，讲晚清史、讲如何鉴别史料……虽然我后来改学考古，但鉴别史料的课却让我受益无穷。一九五六年我到天津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接受我作他的助教并能在他所开的‘明清史’和‘史料学’课上作辅导，都得益于文如先生……我从文如先生那里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
这个转折，似乎有些突兀，却也没有那么突兀。
因为他变相地跟同学们讲述，为什么他的讲座会涉及到那么多史料研究。
学界常说考古学有证经补史之功，何为证经补史，徐先生讲述的这个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文献出发，结合实地发掘成果，然后去补充前人认知的错误。
同一史料，不同的解读，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傅斯年有一本很着名的书《史学方法导论》，里面就提出一个非常着名的观点：史学便是史料学。
对此，他曾经展开说明，“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哈哈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事也是有学术理论支撑的。
研究历史，就要比较不同的史料。
研究元大都的历史，也是如此。
然而，考古学家并非史学家，做的不仅仅是书斋式研究。
徐苹方先生不认同旧鼓楼大街南北一线就是当时的中轴，是经过详细的实地调查的。
如果仅仅上面徐先生提及的经历看判断，不了解他的人，会误以为他就是史学家，并非如此。
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时候，燕大就被撤销，历史系直接并入了北大，徐先生才进入北大考古专业读书，55年毕业，被分配到南开，也就待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全国各地都搞基本建设考古，严重缺人，56年的时候，他就被调回考古所。
正是开始考古工作，从此由书斋走向田野。
徐先生既然讲了自己的个人经历，肯定也不会忽略这一段。
“我回到考古所以后，因为工作的需要，一有空就会到清华聆听赵正之、莫宗江等先生开设的中国建筑史课，由此与赵正之先生相识。同学们，可能很疑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及赵正之先生，不管大家是研究元大都历史，还是做元大都考古，赵先生都是没有办法绕靠的一位前辈学人。而我跟元大都的缘分，也是从赵正之先生开启的。”
听到徐先生如此说道，同学们就愈发好奇了。
赵先生不是北大的师长，他们多少有些陌生，而且，他们又不是学建筑学的，除了梁思成先生之外，对于建筑学领域的先生了解的并不多。
不过，也有了解营造学社历史的学生，知道对方是梁思成先生的学生，担任过营造学社的绘图员。
好在徐先生也没有让大家久等，“57年5月，赵正之先生作为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负责人，曾率队踏查元大都遗迹，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众人恍然。
故事继续。
“赵先生晚年，为研究调查元大都，花费了大量的心血，那时，赵先生一直试图弄清一个问题：举世闻名的元大都是否还活在现存的北平中？经过文献研究，现场踏勘，赵正之认为，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基本上是元大都的旧街。奈何，62年，先生突然患上肺癌，无力写出他的研究成果，先生心急如焚，不想带着遗憾离世，当时，在宿白先生的建议下，我负责记录先生的口述文稿，每周到医院一次，记录赵先生的口述，历时两月。到最后他说话，声音都哑了，他也实在没力气了，秋天就故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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