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师兄，这个北海图书馆啥来头啊？”
“北海图书馆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于1926年出资创办的，原名北京图书馆。这个基金会是负责保管和处置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当年，京师图书馆穷的要命，政府根本没分拨多少经费。1925年12的时候梁启超先生还被聘任成为京师图书馆馆长，结果，没干一两年，就辞职了。原因很多，主要还是政府不给钱，图书馆没经费，梁启超先生也没辙。”
这里面的关系其实有点乱。
涉及的人跟事情比较多。
苏亦想到哪里讲到哪里。
讲完这些以后，他大概做了一个补充。
1925年12月，教育部正式聘请梁启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这是北京政府教育部与主管庚子赔款退还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协商后，教育部颁发的命令。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任命？
好端端，为什么会有中华教育文化资金董事会的乱入？
主要还是因为1924年9月，民国政府为保管和处理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创设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次年6月，决定拨款发展永久性的图书馆事业。
当时，该会与教育部签约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条件就是教育部以原方家胡同的收藏移交行将组建的国立京师图书馆;基金会拨款100万元作为新馆筹建经费。
11月，教育部命令将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京师图书馆，租定北海公园内庆霄楼、悦心殿、静憩轩、普安殿一带房舍用于新馆筹建。
结果，这事最终还是搞不成。
因为1926年，北京政府财政枯竭，无力履约，建馆的事只好由董事会独自操办。
这样一来，筹划在北海公园内所建新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由梁启超任馆长、李四光任副馆长、袁同礼任图书部主任。
考虑到新馆建成后两馆合并问题，方家胡同的国立京师图书馆也由梁启超兼任馆长，这便是北京政府任命梁启超为京师图书馆馆长的缘由。如果再加上他创办的松坡图书馆自认馆长，一身而兼三任，梁启超创造了当时图书馆界任职记录，事后成为图书馆界的佳话。
移交接办京师图书馆，这事并不容易促成，因为当时低北洋政府，你方退场我方登台，乱糟糟的。
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办事，朝令夕改，财政收入大部分都是拿来当军费，公共事务，大部分时间都是能拖就拖。
没钱了咋办？
为缓解困难，梁启超采取内部节约措施，从馆长到员工都压低薪金:馆长300元、副馆长250元、图书部主任200元、普通员工每月不超过百元。外宾造访的招待吃饭费用，梁启超都从个人薪金中支付。
实际上教育部不曾依约向国立京师图书馆拨款分文，为了维持馆务的正常开支和员工生活，梁启超奔走借垫，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将个人十余年积存的永年人寿保险单，商由通易信托公司押借现款，借充馆用。
从1925年至1927年6月，国立京师图书馆就是这样艰难地维持办馆的。
期间，梁启超曾说道这样的话，“教育部直辖之方家胡同图书馆，顷已由弟完全接收，改为独立机关，定名国立京师图书馆，现在与中华文化基金会所设之北京图书馆仍暂取分立形式，弟以一人而兼两馆馆长，俟新建筑成立后，再行合并……此间唯一之条件，则国立京师图书馆之名称，万不能改易，其他皆可商量。”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来，梁启超先生对京师图书馆的贡献了。
实际上，梁启超在京师图书馆这几年时间，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于此。
此外，他还着手编着《中国图书大辞典》与《中国图书索引》，直到1929年病逝都未完成。
等他说完这些，大家都疑惑，“小师兄，这些应该不属于考古学的范畴吧，你怎么都知道啊？”
苏亦说，“因为好奇，所以就多翻看一些资料。而且，梁启超先生是我们新会人，再加上，陈垣先生也曾经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因此，对京师图书馆的历史，多少会关注一些。”
民国初期，当时教育部有个制度，就是由次长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洋政府时期的社会动荡直接影响到京师图书馆，兼任馆长的官员走马灯似的更换，换得最勤时一个月甚至换一两个。
1922年1月至6月，陈垣以教育部次长身份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开始对馆藏敦煌文献进行全面、细致的翻阅与考订，后编成第一部大规模的敦煌文献目录书籍《敦煌劫余录》。
陈寅恪先生还给这书作序，敦煌学的概念就是从这篇序文提出来的。
后世涉及到敦煌学的文献，陈寅恪这篇序文被大量引用。
几乎都绕不开。
至于这本书，前世已经不单独刊印，直接并入《陈垣全集》，甚至连陈寅恪先生的序文也删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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