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订购外国书本来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可季先生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着居然摆在他的眼前了。
用季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真觉得这几本大书熠熠生光。”
这算是十年以来几年中他最大的喜事。他那早已干涸了的心灵，似乎又充满了绿色的生命。他那早已失掉了的笑容，此时又浮现在他脸上。
可是季先生当时的任务是看门，当门房。他哪里敢公然把原书拿到他的门房里去呢。
他之所以不敢，主要是跟他当时的身份有关。
他身份敏感，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招惹是非。
不能把书放在传达室，那怎么翻译？
最后季先生想出来一个他本人觉得最为妥善的办法。
《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于是，他坚持要把它译成诗，不是古体诗，但也不完全是白话诗。
之所以有这样的坚持，跟他个人的学识有关，季先生一向认为诗必须有韵，他也要押韵。但也不是旧韵，而是今天口语的韵。归纳起来，他的译诗可以称之为“押韵的顺口溜。”
顺口溜，是老先生的自谦。
他翻译出来的原文，怎么可能会是一般的顺口溜呢？
不过在他看来，就算是顺口溜，有时候想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也是不容易的。
他于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楼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中，把散文改成诗，改成押韵而每句字数基本相同的诗。
季先生往往把散文译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闲坐无事，就拿了出来，推敲，琢磨。
他眼瞪虚空，心悬诗中。
这个时候，他表面是一个门房，实际上，他是一个大诗人。
这种情况之下，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他是在干什么。
这种日子，对于季先生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寄托了。
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了。
在这种偷偷摸摸的翻译之中，偶一抬头向门外张望一眼—门两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其他的花也在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大好春光。
……
前世，苏亦是知道季羡林先生，后面读了他的牛棚杂忆，才买了《罗摩衍那》，然后才对梵文感兴趣，在中大哲学系蹭了几节梵文课，大四那年跑去杭州佛学院学梵文。
最终也没坚持下来，半途而废。
但，季先生翻译《罗摩衍那》的故事，却让苏亦印象极为深刻。
他先把梵文诗歌翻译成为白话散文，再把散文改成散文诗，再把散文诗改成诗歌。
这是一步一步精简的过程。
翻译过来以后，跟原文还能一致吗？
能够表达出来核心内容，已经非常难得了。
季羡林先生翻译梵文诗歌的时候如此，那么其他先生，翻译藏文诗歌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苏亦觉得，应该是是差不多的。
毕竟仓央嘉措最早的译本就是于道泉先生翻译的。
季羡林曾评价于道泉“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淡泊名利”，后来又说“他早已超过了淡泊名利的境界。依我看，他是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名利’二字”。
这是季先生对老友极高的评价。
俩人都是北大东语系的创建者，曾经共事多年，直到于道泉先生去民院，两人的友情依旧持续。
虽学富五车，但于道泉留给世人的着作并不多。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用藏文以外的文字介绍藏族文学的《第六世*****仓央嘉措情歌》可谓他的代表作。但谁会想到，这本被列为史语所单刊甲种之五、且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的着作，竟是于道泉无心插柳之作。
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于道泉曾写道：“这是在史语所的领导开始对我不满的情况下，我才把来到研究所以前所写的这份我认为还有很多问题的旧稿，拿出来交给了傅斯年，当做我在研究所的工作成绩。”
其实，他在1931年写的《译者序》中对这段经历交代得更加清楚：“六年以前我跑到北京来学梵文，抱了满怀热望要读‘梵天文字’的佛经，并且在佛教哲学中去寻找‘生命之谜’的解答……又过了段时期，我才慢慢地对佛教史和语言学发生了兴趣。可是等我对这几门学问有了积极的兴趣以后，我已由于种种原因，决意先不学梵文而专致力于西藏文了。”
这是于道泉走上藏学研究道路的开始。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第六世****仓央嘉措情歌》共66节62首，实际上情歌本身并未划分为“首”。于道泉在《译者小引》中交代说：“我最初翻译时所用的原文，是一位西藏友人从拉萨带来的一本梵文式小册子。全书共有歌词二百三十七句。原文只每两句分为一段，并不分节。为读时方便起见，我乃照歌词中意思分为五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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