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前世，川大做雪区考古就很有优势，他们考古文博学员的霍院长就是这个方面的权威。
其实，苏亦这段时间的重点，还是放在古文字的学习上。
全都是因为上次去高铭先生家里做客的原因。
说到北大考古系的古文字建设，说到更广泛意义上的古文字教学体系的建设，高铭先生是功不可没。
这一点，从他的学术背景就可以知道。
高铭先生从事古文字教学，是从1960年开始。在他之前，古文字课是由两位最着名的古文字学家讲授：他们分别是张政烺跟唐兰两位先生。
张正烺先生是从52-53年，而唐兰先生则是从54-57年。
之前，在高铭先生家中，苏亦才知道，唐兰先生的古文字课程大部都是在故宫上的。
唐兰先生之后，1958－1959年，还有一段是由孙贯文先生讲授。
高铭先生接手这门课，难度很大，带有白手起家的性质。
当然，在其后的很多年里，唐先生给了他很多指导，孙贯文先生也给了他很多帮助。
在高先生的着作中，很容易看出他受到唐兰先生生诸多影响。
因此，高铭先生一直是怀着极大敬意，称呼唐先生为“我的老师”。
孙贯文先生，也是高老师最怀念的故人，被他亲切地称他为“良师益友”。
不过在过去的二十年多中，高铭先生的在古文字方面的成果，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带学生田野实习上。
他也就写了三篇文章。
《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研究》、《略论汲县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的功绩》。
前两篇还是十年前写的，后一篇，则是在十年间，主要是72年以后，北大考古专业开始复课了。
他才有机会与俞伟超先生合作。
从这两位先生合作的文章看来，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是真的很不错。
1970－1978年，是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这段时间里，考古专业陆续编印过一批考古学教材。1974年，高老师也编印了《古文字学讲义》。这份讲义就是他后来写作《古文字类编》和《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的基础。
高铭先生的着作主要写成于十年结束以后，能发表出来，跟其他先生一样，都是八十年代了。
比如他的《古文字类编》，就是1980年出版的，跟前面提及的王尧跟陈践践两位翻译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样，都是同样的出版背景。
现在，苏亦用的也只是74年高铭先生编写《古文字讲义》。
他也在翻这本书。
忙得很。
所以，忙碌一周之后，才在图书馆阅览室，偶然遇见黎新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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