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所修手中捧着一份弹劾奏疏，大家有理由怀疑他早在中秋之前就写好了。
这家伙亲自出来搞人大概率没有失手过，无论你是部堂大臣还是内阁高官。
所以，朝臣们一看到杨所修出来了，心中就同时：卧槽！
王承恩接过杨所修手中的奏疏，并呈递给了皇帝。
崇祯打开仔仔细细，逐字逐句地看，看完后，道：“这里面关于成都府私矿案的调查结果，可是廉政督察总府提供的？”
杨所修道：“每一条都由廉政督察总府严格调查过。”
“成都府知府冯任，利用手中职权，联合当地大户，欺占矿山，逼死良人，手中二十条人命，又贿赂朝中大臣，与周阁老暗通款曲，以蔽天听，实乃人神共愤！”
不少大臣一听，心头都是一颤。
为何？
因为不少官员手里或多或少都有私矿。
这在大明朝的历史上有一个专业名词：占窝。
不仅仅上上下下的官员占窝，勋贵大员，都有占窝。
占窝这种事，也只有权力阶层能做得到，因为手中有权。
而一般情况下，都和民间的一些大家族有联合。
例如杨所修弹劾周道登与成都府知府冯任有勾结，周道登就在冯任在上面的保护伞，而这些事具体要落下去，还得在当地找到执行人。
毕竟周道登在北京，而冯任在成都府衙门里，不可能自己去做。
那么当地的大户，有钱有资源，就承接起了执行人的角色。
可以说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通俗点说，叫做相互勾结，垄断国有资源，压榨底层老百姓的生命。
也可以说，挖出来的煤矿、铁矿，每一块都沾满了鲜血。
而更可怕的是，不仅仅官员有，皇亲国戚也有，这都不是什么秘密。
有些官员心头不免恐慌起来。
皇帝不是只管农政的么？
朝廷不是一直在提新农政的么？
怎么这矿山的事也管起来了？
杨所修又道：“不仅仅矿山，冯任还将朝廷盐引、茶引私售当地商户，以谋取个人财富。”
什么叫茶引？
什么叫盐引？
古代盐铁是国家战略储备资源，一般都是官营。
但古代基建有限，行政管理效率自然也就有限，如此庞大的国家，盐铁真的全部交给朝廷来做，也不现实。
所以，就出现了茶叶买卖凭证。
例如朝廷今年颁发斤茶叶买卖凭证给王员外，上面写清楚了他这批茶只能卖到太原，他获得了卖斤茶叶到太原的权力，但不能卖到别的地方。
例如大明朝的茶叶价格是一斤茶就要一两银子（约650元），1万斤就是一万两的生意，按照茶引法，得交10%的茶引，即1000两。
没错，1000两就是茶引。
茶引就是一种商税。
盐引也同样如此。
这种玩法是宋朝时期发明的，赵宋打仗一般般，但搞经济搞商业搞金融，古代王朝它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这种制度后面的王朝都有继承。
但问题就是，明末行政崩坏，伴随着税政的全面崩溃。
张凡用了整整四年时间，杀了无数人，才将新农税的方向调整过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明朝的所有税政都好了。
例如皇帝去年在南京城外看到的私收过税，那也是商税。
商税同样是崩坏的。
而且大明朝的南方商业极其发达，朝廷却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来管控商业，造成了巨大的商业税制真空。
这叫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脱节。
那矿产呢？
矿产严格来说也属于商税的范围。
因为挖矿售卖，是商业行为。
见杨所修这般说，突然，阎鸣泰也道：“陛下，臣昨日也接到了四川省治安督察府文书，是关于成都府发生了几十条命案一事，是一个叫孙全良的人所为。这个孙全良是孙家的二少爷，成都府郫县当地出了名的恶少，这起案件与杨大人说的私占矿山，如出一辙。”
恰到此时，吏部郎中刘若宰出列道：“启奏陛下，臣近日查阅全国官吏户籍，发现这郫县的知县叫孙之庆，按照本朝规定，当地人不可在当地为官，这孙知县明显是违反了朝廷规定，臣以为，也当明察。”
这是属于吏部的旧账了，之前任命盖章的人，怕是早就已经因为别的事滚蛋了。
为何这个时候都开始翻旧账了？
因为墙倒众人推啊！
现在大家表面在说成都府的私矿案，实际上在整一位内阁大学士。
换做之前，阎鸣泰、刘若宰这些人肯定不会选择贸然开口。
可是现在周阁老身上已经按了这几项大罪了，我再出来加几项罪名，也无伤大雅吧？
还可以在皇帝面前博得一个好的印象，何乐不为。
政治游戏从来如此。
那孙之庆的官是如何来的，为何在郫县？这一查，肯定就能查到成都知府头上，而成都知府又是周道登举荐过去的，这一条查下去，基本上都是精准打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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