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头石介去世后不久，这边尹洙又患病在身，家人请医诊治时，药石罔效，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如今变法都已经失败，故人离散的不少了。尹洙自己不怕死，也认为一生俯仰无愧。于今想来，只有在水洛城那件事情上，当年处理的太不好，让新党内部开始了争执。这个时候再提起来，什么都晚了。
如今尹洙只有一个心愿：他死后的墓志铭，想让范仲淹帮忙撰写。韩琦、欧阳修这两个，尹洙也各请了他们的文章。
仲淹此时在被贬途中，知道了尹洙的嘱托，帮他写了墓志铭，改得让他满意后，又请尹洙来身边治病。怎奈病中之人，长途往来奔波不易，也只好罢了。
如今新法已彻底失败，之前阻扰新政的人，夏竦、王拱辰这几个，立刻被笔诛口罚起来。夏竦在官场上浸润多年，对这些早已经习惯了。只要没有太大的损害，对这些流言就不上心，由他们骂。
王拱辰因为被众人骂，心里面十分不平说，他本人就是寒门出身，知道平民的难处，怎么不想让百姓变好！只是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们主持变法的人，里头大多数出身富贵，根本不知道底下的事：上面有了惠民的新政，往下施行，主管的害怕做错了担责，往往把自己摘出来，一股脑儿全推给下面人去做。
下面那些厮去做事，他们能有什么度？往往一弄就整成极端，要么就借机弄好处。上面定好了三两的份量，到底下他们能加到千钧。以前在苦苦维持的那些，可能一下子就被压死。
国家这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新政施行得不好，受害的可不是一行两行的，更可能是一条链上的全部被摧毁。
而且有些事还经常变。萧规曹随这种事，十个里头够呛有一个，百姓因此倒更受害了。趁着还没有造成大害，及时刹止有什么不好？
如今传出来流言说，王拱辰与吕夷简两家结党，故意整垮新党的人，对此王拱辰不承认，宣称绝对没这回事。
对于王拱辰那些话儿，好多人全都不认同：新政施行，并没对百姓造成损害，就凭减赋税这一条，百姓人人都觉得可惜。而且王拱辰也算不上寒门：他十九岁就做了状元，贫寒的日子才过了几年？凭什么就能代百姓说话？
王拱辰是已故宰相薛奎的女婿，他本人又是御史中丞，他算是哪门子的“寒门”？遇到事了，马上记起来自己是“寒门”，躲在“寒门”的盾牌底下，射箭不到，两边的好处还都能得，还真是一个好托词！
至于“一弄就整成极端”的话，用来说明变法，根本就是托词狡辩：之所以之前的改良会变成那样，是因为有些人施行惠民新政，只是为了图功劳，对下面监管又不严，只要把事情派下去，事儿就算了了，完全不顾效果如何。再加上反对的从中破坏，还有些从中捞好处，以至于此。故意把罪责的源头，问到惠民新政的头上，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这一次范仲淹、富弼主持变法，是真的想要办实事儿，根本不似先前般敷衍。别的不说，凡是有可能引起的纷争，只要让上面知道了，范相公立刻就亲自过问。之所以这般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不就是怕下面的人掌不住火候，让新政中途失控了？
所有十项施行的时候，全都是小心翼翼的。遇到未曾预料的难事，众人便立刻修葺、补充，相公们从来都没有冒进。
如今不管众人如何争论，到底新政已结束了。自新法以来几年的时间，世事变化的太多了。这一日仲淹突有所感，遂作了一篇《岳阳楼记》，其中有几句这么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通常于做事的人来讲，只要把天下的同道聚集在一起，一块儿扶危拯堕，引车出泞、最大程度上补苴罅漏、救拔万民，那么这事就做的值。可惜的是：不是众人在变法事上没这个能耐，却一头栽在别的事上。
于入世投机的人来说，只要抓住了一个机会，能为自己捞好处，然后借势扳倒仇敌，那么这事就做的合适。然而于一个国家来说，做一件事，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凑齐不易，全不能少，有些机会一旦失去，再来就难了。
这个时候，吕夷简突然病重了。当初吕夷简罢相之后，以太尉致仕。官家赵祯亲去府上探病，不令夷简下拜以见，亲自扶着他坐在面前，叫好好养病，待病愈之后，许多大事还需要解决，还指望他出来治世呢。
吕夷简道：“老臣为相一生，最后未能为陛下解忧，甚至还留下来许多纰漏，实在是憾事。”两个说到朝廷事上，将来的大事，需要解决的不少：头一件，是宋夏之争这件事。
夏人那边，张元力劝元昊攻夏，所得之地，由汉人守之，富贵功名、衣食嗜好皆如所愿，然而元昊始终对汉人有疑心，并未采纳，可知他无吞土之意。照这样看来，宋夏之间早晚要和。是怎么和，议和的条件怎么提，是一件事。这一件事应该怎么弄，长远来看，对边民不是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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