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酒宴在戌时中就结束了，可张诚却直到戌时末才从总督行辕内出来，他仰望满天星光，猛地呼出一大口酒气，顿觉胸腹间舒缓了许多。
适才诸官各将散去后，他又被王承恩单独留下继续宴饮，而这一回竟然连总监军张若麒与巡抚邱民仰都未能参与。
宴上只有王承恩、方正化与张诚、洪承畴等四人而已，而宴席的中心内容也不再是为张诚、洪承畴庆功。
三旬酒过后，王承恩提到了一个大家都难以回避，却又不便开口的问题，那就是关于何时可以从辽东撤军？
原来，自打九月间新任三边总督傅宗龙在项城殒命后，保定总督杨文岳因率军先遁，被崇祯皇帝革了本职，暂充为事官，以期戴罪自赎。
杨文岳虽尽力收集散亡兵卒，但也是实力大损，无力再战，便即率所部兵马投奔河南巡抚高名衡，协守开封。
如今闯贼正肆虐豫省大地，无人能治，虽有兵部尚书、督师湖广、河南、四川及长江南北诸军的丁启睿。
然其率领着左良玉等总兵大将，只在光山、商州、固始等地追缴张献忠与革左五营贼众，根本不敢引军北向对战闯贼。
朝廷上虽然颁发诏书任命汪乔年为兵部右侍郎，接替傅宗龙来总督三边军务，进军河南剿贼，但就算兵部檄文一个接一个发来，汪乔年却始终未能出关作战。
究其原因无他，盖因陕西精锐兵马在随傅宗龙出陕后，大多溃败战亡，你让汪乔年一时之间，又去何处弄来这许多兵马？
试问就算朝廷任命他当了三边总督，可手中无有大将可用，无有兵马可调，就算他汪乔年三头六臂，又能如何。
所以，已经是焦头烂额的崇祯皇帝，在听闻辽东战场上成功解得锦围，并连连大捷杀退奴贼的捷报之后，可谓是兴奋非常。
似乎这数月来只有这一个好消息，能让他心中稍感安慰，但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发现哪里有张诚，哪里就会有好消息。
就如前次洛阳城陷、福藩蒙难之时，便是张诚既救了福藩世子，又解了开封之危，更追击闯贼数百里之遥。
而不久之前也是张诚阵斩奴王多铎的消息，使得他精神大为振奋，似乎自打御极以来就没有感觉到如此的畅快。
依着崇祯皇帝的意思，当时就要封张诚为伯爵，却为当朝诸位阁老重臣所阻拦，虽有本兵陈新甲支持他，却又因为不是阁臣而人微言轻，无济于事。
由此可见，虽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大明中期以后的诸位皇帝，却都是很难在没有朝臣支持下，凭自己的意志做出决断。
幸好，这一次辽东再次露布报捷，已然成功驱退奴贼虏骑，解得锦州之围，而首功之人正是频频建功的宣府张诚。
据锦衣卫和东厂的回报，京师已然是全城沸腾，人们奔走相告，大街小巷中尽是谈论此事的民众，而张诚两厥名王岳托、多铎的事迹，也再次成为京师百姓谈论的焦点。
这无疑也给了崇祯皇帝极大的勇气和信心，他暗自告诫自己决不能再被阁臣所阻，一定要大封特赏张诚，不可寒了忠臣良将之心。
正是因为崇祯皇帝的坚持，张诚才能被封为“永宁伯”！
王承恩、方正化在酒宴间不断透露这其中的缘由，自然是想着使张诚感念君恩深厚，好在今后常思上报皇恩之念。
不过，崇祯皇帝还有一道密旨，却是传给留在辽东前线的内监王承恩，要他试探一下蓟辽总督洪承畴，单凭蓟辽各镇官军能否抵挡奴贼？
若是可行，崇祯皇帝想着要调宣大兵马回师，以派往河南援剿闯献等部流贼，尤其是闯贼，已然尾大不掉，其肆虐豫省，大有围攻南阳府的态势。
南阳府，乃是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第二十三个儿子唐王朱柽的封地，其治下领有二州，十一县，距离开封府城有六百八十余里。
永乐年间就在南阳城内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唐王府，后来经过数代繁衍，于成化年间又在南阳城内新建造了九座郡王府。
南阳城内可谓是皇亲贵胄云集，整日车水马龙，商业也就随之活跃起来，山、陕、江、浙、川、鄂等地客商纷至沓来。
城中各种商业会馆、公馆也随之兴起，粮食、棉花、生丝、烟草、绸缎、油料、皮毛、木材、药材、铜器、铁器等大量涌入南阳，并经此行销大明各处。
当时的南阳城可谓是百业俱兴，无论建筑、园林、绘画、雕塑、书法等等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
可谁又想到，就是这样一座人口众多，经贸繁荣至极的大城，却即将覆灭于闯贼之手，不止是唐王一家蒙难，就是城中百姓也将再无宁日。
而崇祯皇帝也正是出于对南阳，乃至对河南全境的担忧，才急于调张诚的宣大兵马回师，以前往河南援剿闯逆。
酒宴中，蓟辽总督洪承畴对此却并未表露出明确的意见，他一会儿言辽东战事至关重要，奴贼虽暂时退却，但难保其不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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