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都推行以孝治天下，然而最魔怔的无疑是晋朝。
以时间节点而算，晋朝和孟朝都是统一了汉末以来的分裂、混乱局面。
但晋朝得国的方式，只能让人尴尬的捂脸。尴尬到，晋明帝听完大臣王导讲述晋朝得国详细历程，能尴尬的脚趾抠穿地板。把头埋在床榻上，惭愧不已的问：“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毕竟历代杀皇帝的事并不少见，有用毒酒的，有用白绫的，也有用刀剑的，但像晋朝这样臣子在公开场，当街弑君的，自开天辟地以来却还是头一遭。
这导致晋朝统治者自己也脸上挂不住，不论是以忠治国、以德治国、还是以义治国，都感觉像在扇司马氏耳光。
再加上司马懿当初指洛水而誓，以山川百神、明神上帝为鉴，保证曹爽投降，便既往不咎。结果满朝大臣为其作担保，劝降了曹爽。司马懿却事后翻脸，杀尽曹爽三族。
从此以后，诸夏两千年历史，再也不信山川鬼神、誓言盟约一类的东西。
在诸夏历史上延用了三千年之久的最经典盟约誓词“有渝此盟，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俾坠其师，无克祚国。于尔大神，其明鉴之”，从晋朝之后，再不复被任何人所信重。所有人看这句庄重的誓言，都像是一个笑话。
“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节恕勇让”等一切美好品德，几乎都跟晋朝司马家没什么关系。
为了洗刷当街弑君、谋朝篡逆、背信弃义、阴险狡诈等各种黑暗历史，司马氏就必须重铸价值观。
所以孝道被司马家提高到了一个已经魔怔的高度。以图用孝道，定义世间一切品德。极力淡化忠贞、信义等一切其他品德的意义。以引导百姓，不认为司马家所作所为，是无数件道德败坏的事情。
《二十四孝》中最魔怔、最不真实的几个例子，都出现在晋朝时期。
但晋朝的这种作法，也导致了极为恶劣的后果。
晋朝极力淡化其他一切美好品德存在的意义，只追捧孝道。这就使为国家选士的九品中正制成为世家大族内部传承的一个工具。
本来九品中正制就已经为世家大族披上了合法化外衣，还在整个社会大力提倡孝行，这在思想层面上，让士族的权力得以固化。
在此后的几百年中，士大夫群体中只有孝子，不见忠臣；家族的荣光，重于国家的兴亡。
道德、思想、价值观都被国家引导到了一条偏路上，从晋朝立国，到武则天屠杀门阀之间的数百年内。世家门阀的表现，在后世人看来十恶不赦。
但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士大夫们却只是尊崇着道德观念，以高尚气节秉持终身。
只是这份士大夫们所秉持的高尚气节，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才是符合当时的道德的。
这也是为什么一代代皇朝覆灭，而五姓七家却能屹立不倒的原因。
并非是简简单单的九品中正制，就导致了上品无寒士。也并非门阀大族就是强盛到可以改朝换代。而是当时的道德观念，并不觉得为国家忠义至死，是一件高尚的事情。
相反，为国家、为百姓呕心沥血，罔顾家族利益的人，将会被视为不孝。在后世看来是英雄豪杰，在当时却可能是被天下唾弃的败类。
有晋朝这“珠玉”在前，张瑞当然对统一思想，重塑价值观一事非常慎重。
这里也体现出得国极正的好处，孟朝建立一直以来都走的堂堂正正。
从走出黑山，还在难民人流中飘荡那一刻起，张瑞就给自己赋予了大义标签。
从起兵那一刻起，孟朝的圣人皇帝张瑞，就不是为了篡逆夺朝，而是为了驱逐胡虏，救济斯民。
这一点，虽然张瑞自己都不信，但摆在台面上，是极为光明正大，浩气凛然的。
这导致之后的一系列政治举动，都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无论是救济灾民、缴平匪寇、讨伐董卓、还是平定诸侯、攻伐胡虏，都被冠以匡世济民的名义。
甚至孟朝大军攻克了帝都洛阳，这种犯上举动，都有辉煌正义的理由。收敛先帝遗骸，掩埋修葺汉室陵寝，重新祭祀历代皇帝宗庙，复迎刘氏皇帝于京都。
及至最后，张瑞也没有废黜刘氏天子之位。只是天下百姓都抛弃了刘氏，愿为孟朝子民。
可以说，无论是在大义的宣传上，还是实际的宽仁亲爱百姓方面，张瑞都配得上得国极正这个评价。
因而在廷议上，张瑞亲自开口，对所有六部九卿、布政使司官员说道：“我圣朝应天顺时，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有之伦也。”
“故我圣朝以忠、孝、德、仁治天下。忠君、孝祖、敬德、保民为我孟朝之风尚。”
忠君自是无需多说。与司马家不敢提忠心一词不同，孟朝极为强调臣民要忠于国家，忠于社稷。
汉朝、晋朝都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这两代，都不乏为胡虏效力的奸臣，比如中行说、李陵等，简称……但孟朝绝不允许有“孟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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