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峰一点都不喜欢英国人。论讨厌程度，仅次于日本人。
就跟另一时空的那个“共荣圈”一样，十八世纪末的英国学者埃德蒙.伯克从基督教普世主义出发，率先构筑了学术陷阱，提出了所谓的“文明使命论”。
照此论调，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推动了亚洲和非洲的历史前进，将亚非带离野蛮时代，为亚非带来和平、人道和符合文明标准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被贴上了肮脏、懒惰、不诚实、欠缺原创性，没有发明任何文明的民族，缺乏文化成就或者恢弘的宗教的标签。
简单说就是八个字，闭关锁国，落后挨打。这一说法至今还让不少国人津津乐道，真特么不知所谓！
一个靠着海盗劫掠出身的国家，仰仗着大航海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一手往中国卖鸦片，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抢走海量的白银；另一手在锡兰培植红茶以减少对中国茶叶的依赖，由此将中国这个两千多年的贸易顺差国变成了赤字国。
光是抢劫不算，还厚颜无耻的用宗教和工业革命的成果美化自己，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将其称之为“民主和先进”；用政治强权和学者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背书，还系统性的创造了“你特么就是该打”的理论，搞到被侵略的一方在百年后都深信不疑。
如果真的闭关锁国，海量的白银是怎么源源不断的流进中国的？恰克图和广州的贸易额是如何年年增高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为什么非要往广州贩运鸦片？
一句话，挣不到中国人的钱，急眼了。
狼崽子就得在未成年时清理，掐不死也要废了它，不能等到对方变得强壮了出来祸害人。
丁国峰不想再跟邓达斯废话，战场上拿不到的，谈判桌上也拿不到；更何况他也不擅长唇枪舌剑，否则赵新就不会让他来了。
想到这里，他嘴角上翘，轻轻哼了一下，随即道：“如果贵方不答应，那我们就再调来五千军队，下一次直接去马德拉斯的总督府聊。”
邓达斯听到如此赤裸裸的话，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他对丁国峰毫不掩饰的敌意感到极为困惑，要知道不管是广州的办事处还是东印度公司本部，从没打算和这群自称“赛里斯人”的家伙发生过冲突。要说有的话，也就是曾向清帝国卖过几条风帆战舰，并派出军官团提供培训。
可那是做生意啊！难道有钱不挣？
丁国峰提的这两条邓达斯哪条也无法接受。迈索尔不干掉，公司吞并整个南亚大陆的计划就无法实现，从而也就无法通过税收和工业品掠取更多的财富。
让东印度公司不要向广州和东南亚的华人卖鸦片？上帝作证，公司从来都只是个收税的中间商，具体往哪卖、卖给谁，都是那些商人的事，公司也管不着。
至于禁种鸦片更是不可能，公司去年从鸦片交易上获得的收入高达是190万卢比，这哪是能轻易放弃的。一旦禁种鸦片，不仅将有成千上万人失业，即使政府给予补贴也无法完全弥补那些种植鸦片的地主和佃农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没有其他手段可以从广州贸易中获利。
想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得从二十年前讲起，由此也能看清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如何在孟加拉建立出一个庞大而缜密的鸦片交易体系。
1772年，黑斯廷斯接任孟加拉总督，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财政状况严重恶化。在国内，公司只能靠借债度日，为了挽救公司，英国政府便特许公司将库存的中国茶叶运往北美倾销。
后面的事地球人都知道。喝惯了走私茶叶的新英格兰人不干了，东印度公司的茶可是贵了一倍不止。于是他们高喊着“无代表不纳税”的扯淡口号，把茶叶倒进了海里。
茶叶卖不掉，导致东印度公司的债务在短短数年之内翻了三倍。此外由于灾荒、瘟疫、贫穷困扰着孟加拉地区，职员们全都忙着填充自己的腰包，三大管区政府已濒于破产。
黑斯廷斯上任之时被要求保持印度的和平局面，并保障公司税收及财产安全。为了渡过财政危机，鸦片垄断体制的实行便成为必然。
1772年，当公司向巴特那的职员们购买一批鸦片时，职员们认为公司出价太低且购买数量过多，与公司发生了冲突。这件事最终成为改变鸦片体制的导火索。
在黑斯廷斯看来，普通的商业活动可能会在无政府的干预下达到最大程度的繁荣，但是自由贸易并不适合鸦片这样的非生活必需品。当时的鸦片市场极其狭小，因此要想取得丰厚利润，就必须限制其产量；而想要限制产量，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垄断。
于是到了1773年底，孟加拉参议会同意了他的方案，决定通过一系列的合同体系，让中间商包揽鸦片的收购。由此规范产业秩序，提高公司的税收。
这一做法简单来说，就是依靠指定的土着商人作为包收人，向农民收购鸦片，然后将其运抵加尔各答，然后按事先分配好的额度出售给竞买者。在这一过程里，每蒙德（印度的重量单位，1蒙德折合37.32公斤）鸦片要缴纳30卢比的出口税；而对于非指定包收人运到加尔各答的鸦片，除了30卢比的出口税外，每箱（60公斤）还要再交80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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