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屏幕上，米字旗降下来，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维多利亚港，神情坚毅的解放军战士在飘扬的红旗下，目光炯炯地向电视机前的祖国人民敬礼。香港回归了。
拨云见日，朗朗乾坤。从各种迹象上看，同学们遇到了一个好时代。
甄语成为了电子厂的风云人物。
自从合资谈判全面启动以来，甄语进进出出都是和老外领导、厂领导、局领导、市领导在一起。虽然甄语的正式编制还是个小科员，但她实际上已经是“谈笑有领导，往来无白丁”，前途未可限量。
方自归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加薪，加薪幅度50%，让他既兴奋又惊讶。
徳弗勒全球都是七月调薪。方自归拿到自己的调薪通知单，不禁感叹资本主义式的加薪手笔就是大。方自归听父母说过，除了九五年因为连续几年通货膨胀厉害，国企做过一次大幅度加薪，之前的十几年里他们两三年才加一次薪，每次加半级工资，也就是六块钱。方自归第一次加薪就加一千块，情感上实在太受刺激。
韩不少拿到了杭州工厂正式投产后第一个月的薪水，兴奋地在ATM机前跳了起来。
在广州的培训结束后，韩不少便回到杭州投入了方便面的社会化大生产。杭州工厂和广州工厂一样，厂房、宿舍、食堂是建在一起的，据说这种台资企业特色的设计，有利于培养员工“以厂为家，以家为厂”的心理。杭州工厂的生产线也和广州工厂的一样，采取三组两班工作制，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具体的做法，就是每班十二小时，三个班组按顺序轮流上。比如一班组周一上日班，那么二班组上周一夜班，三班组上周二日班，一班组再接下来上周二夜班，以此类推，循环往复，绵绵不绝。所以韩不少的工作模式是“日夜日夜日夜日夜日夜”好像交流电。而同在杭州的李向红在建筑工地上工作，按照这一行在国内的传统习俗，除春节外工地上不停工，工作模式就好像直流电，是“日日日日日日日日”，一日千里，此日绵绵无绝期。比较而言，同在杭州的兽在中法合资开关厂，他的工作模式最有人性，是“日日日日日休休日日日日日休休”，交直流混用。
交流电工作模式虽然一时打乱了韩不少的生物钟，但却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每月可以赚差不多六十小时的加班费。这种模式下，加班费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到底有多可观，在英雄的喜大普奔的七月终于可以见分晓了。
丝绸厂发工资是给现金，反正以当时丝绸厂的效益，发工资时，出纳的工作量也不大。但方便面厂是不给现金的，而是给每位员工办一张银行卡。以前韩不少只有存折，正是到了方便面厂，韩不少才有了人生中第一张银行卡，方便面厂发工资都直接打卡里。虽然韩不少底薪有一千五，可在广州培训时没加班费，扣掉四险一金和所得税，拿到手也就一千二。韩不少回到杭州用交流电工作模式工作了一个完整的六月，就应该能从七月份的银行卡余额变化上，最准确、最科学地反映这种工作模式能产生多少效益了。
听说工资已入账，韩不少下了班就骑自行车去找ATM机。这时，杭州街头的ATM机很少，韩不少去最近的一台ATM机要骑很远的路，虽然十年后ATM机就满街都是了。如果不想跑那么远查账，韩不少确实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第二天他上夜班，他白天可以去离宿舍很近的那家银行排队，在柜台窗口取钱。然而，韩不少此时的心情，就好像中国政府这年七月一日零点零分零秒收回香港，晚一秒都不行了。
终于找到了那台ATM机，韩不少停好自行车，三步并作两步奔向那台机器，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把卡塞进了机器，输入密码，看到了卡里的余额。韩不少用他此生最快的速度心算出一个结论——两千五百元。韩不少意识到，这个月薪相当于丝绸厂的年薪，生物钟就是更乱一点儿也是值得的。
看了看左右，周围没有什么人，韩不少决定放飞一下自我，在ATM机前蹦了起来。他连蹦了三下，最后一下还向空中挥了挥拳头。
两千五百元的购买力决定了韩不少那一晚在ATM机前的弹跳力。因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这一年的通胀率降到了2%，而韩不少的月收入从跳槽前的两百块飞速上涨到现在的两千多，套用中央经济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说，“实现了有质量的增长”，就怪不得韩不少要像神经病一样在ATM机前跳那么高了。怀揣着刚取出来的新票子，韩不少意气风发地骑着自行车向宿舍而去，迎着风心里大声地呼喊：永别了，方便面！
席东海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笼罩在自己头顶上的一片乌云，大踏步地走向新时代。
在厦门开完经销商年会回到上海，席东海非但没有低调，反而更猛了。凭着席东海的三寸不烂之舌，六月时保险柜里的库存基本上被卖空，连那块用来撑场面售价八万八的金表也被他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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