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的这种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正是平民哲学、布衣学者恰好的表现，维护百姓利益的“绝唱”。
对接受现代教育的吕渭纶来说，这种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更是让他感觉到王艮思想的先进性和超前性，而泰州学派整体又是受到这个思想的影响，因而泰州学派中的弟子大多都是普通百姓。
这种思想虽然为百姓追捧，但相应的，就会遭到那些统治阶级的不满，毕竟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他们就不能更好的保持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故而泰州学派的思想也注定只能在民间流行。
而程朱理学和心学才有机会被统治阶级所赏识。
在大明的文坛上，就有人尖锐的指出，王艮的“以身为本”“明哲保身”的思想是临难苟免，贪生求安。
但在吕渭纶看来，恰恰相反，在社会政治极端黑暗的几十年间，王艮目睹了权臣奸宦对上层官吏动辄杀头、剥皮、廷杖、充军种种可怖景象，对上层官吏就是这样，对于下层官吏和普通百姓更不必说。
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
在一些其他思想上，王艮写了一本书，指出应该重德轻刑，施行仁政；予民教养，让民参政；均分土地，使民乐业。
“为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
更是提出了济困扶贫，追求共同富裕的想法，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
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关于家庭的伦理方面，他也指出，要孝顺父母，但并不能愚孝，这与传统的“孝”和“悌”是有根本区别的。
……
这些学子们也并不是思想统一，吕渭纶在一旁听他们谈论，发觉也是具有极大的争论的，辩论不休，王门七派，每一派都有自己独特之处。
但目前来看，只有泰州学派的思想最让吕渭纶满意。
而袁宗道和汤显祖提出的一些想法也是十分具有先进性的，他觉得若是大明的文坛和思想有一天需要变革，这些人肯定都是中流砥柱，可以发挥不小的带动作用。
听汤显祖谈论之时，还听到提起了泰州学派的何心隐，他也是泰州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他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态度强烈，却也因此斥为异端。
何心隐为理学正宗所不容，犯的是思想罪，思想史上可以称之为“异端”。
也就是去年，他被湖广巡抚杀害，可以说是明代思想史上轰动一时的冤案。
他的济世厚生的精神，体现了以天下为胸怀的人道主义理想。但他却不容于社会，被目为“异端”，最终惨遭统治者的杀害，这是历史的悲剧！
……
紧接着，袁宗道又提起了李贽，他也是泰州学派的弟子，声称最喜欢的就是他的一些言论，但吕渭纶知道，目前李贽的思想观点还没有达到他最巅峰的时期，也许在未来他才会慢慢在大明的思想界崭露头角。
大明奉程朱理学为官学，然而李贽却大胆的称程朱理学为伪道学，提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并且猛烈的抨击复古派的那些文化主张，他不仅抨击程朱理学，他还明确表示儒家经典的《论语》《孟子》等书都不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吹捧拔高形成的，不能当做万年不变的真理。
说实在的，当听到他们说到泰州学派的李贽之时，吕渭纶彻底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火种，李贽那种超现代的思想才是真正得到了王艮的亲传，他反对男尊女卑，提出要人人平等。
他反对重农抑商，提出经商一样有出路，农业只是基础。
提出程朱理学是假道学，那种思想严格控制了人们的思想。
更说出了大明的社会腐败，官员贪污受贿，剥削百姓。
主张“革故鼎新”，反对思想禁锢。
但以一个现代人的目光来看，李贽在一些方面上还是有局限性的，就比如关于哲学的认识方向，他由于是泰州学派的弟子，因此他的哲学理论全部都是建立在心学的基础之上，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
包括他的“童心说”都体现了他的心学理论。
不过李贽他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他自幼“便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不应盲目地随人俯仰。
他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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