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压制诸昏，罢黜大批诸侯所属的官吏。汉武帝时，又发生淮南王衡山叛乱事件，国家制定左官律[选派官员到诸候国辅佐侯王]
和附益法[分封诸侯大过限度称作“附益”]，进一步打击了诸侯势力。诸候只能在自己的封地居住，亨受，收租纳税，不能参与国政。到哀帝、平帝时，刘氏侯王世袭相延，亲戚疏远，诸王生活在深墙大院之内，不受再到人们重视了。[削夺诸侯，有名无实，仍然因循秦亡的覆辙。]后汉王室衰微，气数已尽，外戚王莽居心叵测，肆元忌惮，借着太后的权力，假托伊周的名义，作威作福，骄横跋扈。把持政权，俨然一副皇帝的作派。篡夺汉朝天下以后，南面称帝，官分五等，晓喻全国。可怜一帮汉朝宗王，奴颜卑膝，俯首贴耳，奉符献印，唯恐置后！
[隗嚣拥兵天水，班彪逃难跟着他。隗嚣问班彪：“过去，周朝不能驾驭天下，战国纷争，群雄并起，诸侯分裂割据，几百年才安定下来。我推想难道战国时的混乱局面又要重演吗？国家安危将系于一人之身了，请先生谈谈。”班彪回答道：“周朝的兴废和汉朝不一样。周朝分爵五等，诸候干预政治，本根衰微而枝叶却很强大，所以到周朝末年才会出合纵连横的混乱局面，这是历史造成的。汉朝承袭秦朝的体制，设立郡县，皇帝掌握国家政权，臣子没有太多的权力。汉成帝时，开始倚重外戚，哀、平两帝享国时间很短，三世之后西汉就灭亡了。王莽篡权以后，因为皇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人心不服，皇位不稳，政令不通。王莽称帝以后，天下百姓无不摇头叹息，盼望着刘氏能够再度中兴。王莽在位的十多年内，国家动荡不宁，起义不断。
这些起义军，没有一个不是打着匡扶汉室的名义起兵的。现在的起义军首领，虽然也割据一方，但是他们没有战国时代诸候的基业资本。所以，不会再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情。老百姓对旧朝念念不忘，由此可知百姓怀恋汉朝德政的程度了。”]
光武中兴，恢复刘氏国统，可是不能借鉴西汉灭亡的经验教训，汉朝由来已久的弊端在东汉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仅仅数世，就奸佞充斥，腐败不堪。一有奸臣专权，趋炎附势之人就纷纷投靠；一旦有叛乱发生，守城的官佐就不战而逃。东汉的天下还能不危险吗？周朝时，辅政大臣七人，摄政大臣三人，周王授以九鼎，委以重任。叛乱分子即使占据首都，战鼓敲得连内宫都听得见，乱箭就从皇宫上方飞过，祸乱也仅仅局限在京师附近，不会波及天下，国家总得来说是太平的。通过治理的办法来防止祸患的发生，所以周宣王能在“国人暴动”之后再兴周室，中兴在“共和”时期，襄王、惠王才能够借助晋国和郑国的力量重振工业。不象二汉，朝廷稍有风吹草动，国家就乱成一锅粥；逆臣贼子早晨刚一做乱，文武大臣晚上就吓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了。远有王莽篡权，近有董卓专权，实在是令人痛心疾首。难道国家缺乏治世之能臣，士大夫们没有救世之志吗？不是，只不过时代不同了，壮志是有，无奈地位太低，难以实现雄才大略罢了。
[陆机说：“有人认为诸侯的爵位不应该世代相袭，昏主暴君，比比皆是，所以五等封爵制容易发生变乱，现在的牧守，都是国君任命的，虽有弊端，但这种做法的优点也很多。采用郡县制国家政局更易于掌握。各级官吏，都要向皇帝负责，他们的德行好坏、提拔任免、奖罚与否全都由皇帝大臣掌握，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有所忌惮。而封建诸侯则不然，他们犯了错误，无人能将其罢免。过去有靠施行郡县制兴盛的时候。可是，假如一旦朝廷政治衰微，那么国家政治生活都要产生问题。卖官鬻爵的官吏，会量财而用人，那么上行下效，贪污受贿就会成风，国家怎么能不乱呢？所以后代有人又把这一制度废除了。
简明扼要地讲：五等封建的诸侯，是为了自己才要把领地治理好，而郡县的长官是为了获利获物才去治理的。这有多么大的不同呀！仕子希望自己积极进取，而良士却更愿意修己安民。积极进取的实惠很容易得到，而经邦济世，为民请命的名誊却太难了。因此，官吏中，求财的大肆搜刮，吸尽民脂民膏；求名的，不惜歪曲事实，人造舆论吹捧自己。采用郡县制，做国君的没有长远打算，做臣子的也只顾一时之利。而五等封建则不是这样，诸侯懂得一个道理：国土是我的国土，人民是我的人民，国兴则我兴，国衰则我亡。所以，君上治理国家，想要传给子孙；后嗣继承祖业，思其来之不易。
做君主的不敢有丝毫懈怠，做大臣的想的只是如何使政权巩固。并贤居治，功劳有大小之分；两愚处乱，过错有深浅之别。然而探讨上古的政治制度，却用一个道理来贯穿它，秦汉两朝典章政策，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封建制比郡县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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