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经》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汉朝末年，由于社会的混乱和道德的解体，人心向世俗的泥潭滑落。正所谓“治世用其德，乱世用其才”，西汉以来以道德取人的选材标准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而人的才情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适应“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的需要和品评人物风气，《辨经》就应运而生了。
《辨经》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融合了儒、道、法、名、阴阳诸家的思想，将传统的识人之术加以客观分析，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该书共分十二章，从多方面论述了识人选材的重要问题。
一、从人的体貌、禀赋、道德、职业等方面将人材为分兼德、兼材、偏材三类，并详细分析了各类人材的特点和在不同情况下的具体表现。
二、从观察选拔人材的角度出发考察了观察选拔人材的过程、困难和各种方法的得失。
三、《辨经》还建立了自己的论人标准，认为人物品评当以“中庸”为上，“兼德而至，谓之中庸”，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人格理想。
《辨经》，也被奉为“识人宝典”，以至有人这样评价《辨经》：
帝王以《辨经》得天下，
将相以《辨经》得长久，
商贾以《辨经》得富贵，
常人以《辨经》得朋友。
《辨经》之为用，可谓大矣！
《人物志》正文及译文 刘劭
〈自序〉
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译文： [圣贤所赞美者，首先在于耳聪目明。耳聪目明之最可贵者，首先在于对人的了解。能了解人之是否诚实、是否有智慧，则能使各种人材各有适当位置，从而各种业绩即可振兴。]
是以，圣人着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只庸之德；躬南面，则授俊逸辅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
译文：
[因此，圣人设立卦爻、卦象，便编订下辨别君子与小人之言辞；阐发《诗经》之情志，便分别出风俗雅正之事业；制订表达秩序与和谐的《礼》、《乐》制度，便考订出六经中可资应用而恒常不变之道理；身为君王，便须选用杰出而清逸之辅佐人材。此皆为用来使各位贤德之材得以畅达而且完成上天之功业。]
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於求人，获安逸於任使者哉!
译文：
[上天之功业完成之后，便能同受应得之名与恰当之荣誉。因此，帝尧凭借能够明晓俊杰之德而着称，帝舜凭借升用十六贤材而建功，商汤凭借选拔有莘氏的贤人伊尹而闻名，周文王凭借任用垂钓渭水之姜尚受到人们尊重。由此论之，圣人振兴道德，谁不是在寻求贤人方面用其耳目心思？谁不是从任用贤人获得安宁闲逸！]
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不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
译文：
[因此，孔圣仲尼无应试机会而无门路可以攀援升用，尚且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排定门人弟子，广泛议论各种人材而区别为三等。又赞叹中庸，以突出圣人之德行，崇尚据于德行以勉励达道之论。训示“爱好仁德而不学则愚昧，喜欢求知而不学则飘荡无根，崇尚诚信而不学则害人，重视直率而不学则刻薄，强调勇武而不学则成乱，偏求刚强而不学则轻狂”六种受蒙蔽之害，以防备偏至之材的过失；思考率性而为的狂者与有所不为的狷者，以通晓不及与过分之材。疾恨憨厚却不诚实，以晓明似是而非之难以确保。又说：察明人所安心之地，观察人做事之途径，以了解其平时立身处世之品行。对观察人物，如此详备。]
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庶以补缀遗忘；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
译文：
[因此，斗胆依照圣人教训，记述论定各种人物，希望借此弥补遗失，连缀易忘之理，但愿识见广博之君子，剪裁审视其中之义理。]
〈九徵〉
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译文：
[成就人物之根本，出于情感与本性。情感与本性之义理，极为微妙而幽隐，若非圣人之明察，谁能得其究竟？]
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着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
译文：
[大凡有血气之人，无不含容元气太极而成其资质，秉承阴阳而确立其本性，体现金木水火土五行而显现其形体。一旦有其形体资质，便可以就此而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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