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坚持上述看法中的第一种看法，那就应该承认，每一次战争从一开始就必须看作是一个整体，统帅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必须要明确一个目标，使一切行动都指向它。
倘若我们赞成第二种看法，那我们就会去追求每一个次要的利益本身，而把其他一切留待以后解决。
上述两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全不适用的，因而，理论对它们都不能不加考虑。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应该区别对待：第一种看法正是基本观点，到处都应以它为基础，而第二种看法仅是第一种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修正。
腓特烈大帝在1742年。1744年。1757年和1758年从西里西亚与萨克森向奥地利发起新的进攻时，他明明知道，这些进攻不可能像进攻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那样导致了长期的占领。他当时所以发起新的进攻，并不是就想通过这一行动打垮奥地利，而是想达到一个次要的目的――赢得时间及力量。他追求这个次要目的是不至于冒国家存亡之险的。然而，普鲁士在1806年，奥地利在1805年和1809年虽然确定的目标要小得很多，只是想把法国人赶过莱茵河，可是，只要它们没考虑从迈出第一步直到媾和的这段时间内在胜利或失败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它们就不大可能顺利地达到目标。无论是要确定在不必冒险的情况下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还是要确定如何和在何处有可能阻止敌人取得胜利，考虑这些事件都是相当必要的。
仔细研究历史可以看出这两种情况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十八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战争还只是国家机构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仅仅是被当作盲目的工具。而十九世纪初，作战双方的人民已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同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全是一些遵照命令行动的人物，正因为这样，小心谨慎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与普鲁士的敌人，却简直可说就是战神本身。
这些不同的情况不是应该引起完全不一样的考虑吗？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情况，不是应该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极端的不幸上，认为极端的不幸有可能发生甚至于非常可能发生吗？因此，这些情况使人们确定的行动和计划，不是应该完全不等同于以占领几个要塞与不大的地区为目标的场合吗？
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准备战争时已完全感觉到政治气氛中孕育着大雷雨，但它们没有采取与此相应的行动和计划。当然，它们也同样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历史中还不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也正是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才让我们容易得出具有破坏力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一次战争中，首先应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假如根据这种概然性，战争的特点愈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广与把他们卷入旋涡越深，那么战争的每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就越有必要先考虑好最后的一步。
二关于战争目标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寡
我们必须给予敌人的压力多大，这取决于我方与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如果双方都已了解对方政治要求的大小，那么使用力量的尺度就会是相同的。可是，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总是很明显的，这也许是双方使用的手段所以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各国的地位与情况不同，这也许是第二个原因。
各国国家机构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很少相同，这也许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点让我们不能准确地估计会遇到多大的抵抗，因此不能准确地确定应该使用什么手段和可以提出什么目标。
由于在战争中使用的力量不够，不但可能得不到什么成果，反而会遭到严重的损失，因此双方都力图在这方面胜过对方，于是就产生相互作用。
这种互相作用可能使人们在使用力量方面趋向了极端（如果这个极端是可以确定的话）。这样一来，就会不考虑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会失去同目的的一切联系。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限度使用力量这个意图往往会因为自己内在关系的牵制而不能实现。于是进行战争的人又回到折衷的道路上来，在行动时就或多或少地遵循这样的原则，就是只使用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以及确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目标。为了遵循这个原则，他必须放弃任何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再去考虑那些遥远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领域，即离开了逻辑学与数学的领域，而成为艺术，也就是成为一种能够通过迅速的判断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这种迅速的判断显然正是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对各种因素及关系进行比较，这比进行严格的推论能够较迅速地抛开那些关系不十分密切和不重要的东西，能较迅速地找出关系最密切与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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