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了在这里更明确地联系到我们在《抵抗的方式》一章里所谈过的一个比一个强有力的防御方式，为了对它们有更为清楚的认识，我们想在这里指出与这有关的一般情况。
一。对敌人发起进攻会战的依据或许有以下几种：
肯定进攻者以极分散的兵力前进，尽管我们力量很弱，仍有获胜的希望。
但是，进攻者其实是没有可能分散前进的，因此，只有在确切知道敌人分散前进的情况下，防御者采取进攻会战才是有利的。没有充分的根据，只靠单纯的推测就指望出现这种情况，并把一切希望全寄托在这上面，通常会踏入不利的境地。这是因为，假如后来的情况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进攻会战，而对防御会战又没有做好准备，于是只好被迫撤退，一切差不多就都只得让偶然性来支配了。
在1759年的战局中，多纳率领的军队对俄军进行的防御几乎就是这种情况。这次防御以韦德耳将军指挥的齐利晓战役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拟制计划的人之所以喜欢使用这种手段，只是因为它能很快地解决问题，但他们却不考虑，作为这一方法的基础的前提条件究竟具备了多少。
我们本来便有足够的兵力可以进行会战。
敌人迟钝而又犹豫不决，我们进攻尤其有好处。
在这种场合，出敌不意的效果比一个良好阵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地利更为有价值。用这种方式发挥精神因素的威力，是优秀的作战指挥的真正本质。但是，无论怎样，理论必须经常着重地指出：这些前提必须有客观的根据。假如没有任何具体的根据，只是一直地空谈不平常的攻击的优越性，并凭此作为拟制计划。进行考察和批判的依据，那完全是一种不能允许的。毫无根据的作法。
我军的素质十分适用于进攻。
腓特烈大帝认为，他的军队是一支灵活。勇敢。可靠。惯于服从。行动准确。充满自豪感并受此鼓励的军队，这支军队还熟练地掌握了斜形攻击形式，这支军队掌握在他坚强而大胆的手中，是一种更适合进攻的工具（与防御相比），他的这种看法无疑不是错误的，也是切合实际的。腓特烈大帝的军队的这所有特点的确是他的敌人所没有的，他正是在这方面占有了决定性的优势。在大多数情形下，对他说来，利用这些特点比求助于堡垒和地形障碍更为有价值。但是，这样一种优势是非常少见的，一支训练有素。惯于进行大规模机动的军队只是这种优势的一个部分罢了。即使腓特烈大帝认为普鲁士军队尤其善于进攻，而且以后有些人也不断这样随声附和，我们也不应该对这种提法给予过高的评价。在战争中，人们在进攻时大多感到比在防御时轻松和更有勇气，这是一种对任何军队来说全是一样的相同的感觉，恐怕没有一支军队的统帅和指挥官不是这样称赞他的军队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应该轻易地被一种表面上的优势所迷惑，而忽视了实际的好条件。
兵种的比例，即骑兵多而火炮少，也可能成为发起进攻会战的一个十分合理和极其重要的根据。
我们还可以列举如下几种依据：
（5）我军完全寻找不到较好的阵地。
（6）我们急需决战。
（7）最后，上述几个或所有原因共同发生作用。
二。在一个地区内等待敌人，以便尔后在这个地区朝敌人发起进攻（如1759年的明登之战），最合适的根据是：
（1）双方兵力的对比对防御者并不是非常不利，防御者可以不必寻找坚固的和加强的地方。
（2）有特别适于等待敌人的地形。至于什么地形适合于等候敌人，这属于战术问题。我们只想指出，这种地形的特点主要是便于我方通行而且不便于敌方通行。
三。在下列情形下占领一个阵地，用来真正等待敌人的进攻：
（1）防御者兵力很少，不得不利用地形障碍同堡垒进行掩护；
（2）地形供给了这种较好的阵地。
防御者越不寻求决战，只满足于消极成果，而且确切知道敌人将迟滞不前和犹豫不决，最后会舍弃其计划，那么，上述第二第三两种抵抗方式便越值得重视。
四。坚不可摧的营垒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达到目的：
（1）营垒设在十分优越的战略地方。
这种营垒的特点是，在这种营垒里的守备部队是不可战胜的，所以敌人就不得不采用其他手段，也就是说，敌人或者只好抛开这个营垒接着寻求自己的目的，或者就必须围困这个营垒，让守备部队饿死。如果敌人做不到这两点，这个营垒在战略上就拥有极大的优越性。
（2）防御者可以期待得到外援。
占领皮尔纳营垒的萨克森军队就曾经这么做过。无论这种做法遭到了不幸的结局而让人们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一万七千萨克森军队用另外的方法决不可能抵抗四万普鲁士军队，这一点却是一定的。假如奥地利军队在洛博西次没有更好地利用由此而得到的优势，那只能说明奥军的整个作战方法和军事组织很差。毫无疑问，假如萨克森军不进入皮尔纳营垒而朝波希米亚退去，那么，腓特烈大帝在这次战局中便会把奥军和萨克森军一起赶过布拉格，并且占领这个地方。凡是不愿承认这个有利的方面而总是只想到最后全军被俘这一事实的人，都不是像上面那样思考问题，而不那样思考，就不会得到任何可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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