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不但形成了一个从事战争的。特定的阶层，而且还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军队给养制度，并且这种制度正在尽可能地趋于完善。
给养用的粮食，不管是采购来的还是从国家领地收缴的，不仅都要由远方运来，储存在仓库里，并且还要由专门的运输队从仓库运送到部队，在部队附近由专门的面包房烤成面包，随后由部队的运输队从面包房把面包运走。我们之所以考察这种制度，不仅因为它可以说明实行这种制度的战争的特点，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制度决不会全部废止，其中的某些部分将会再三被人采用。
这样，军事组织就有逐渐摆脱依赖国民和地方的趋向。
结果，战争虽然因此而变得更加有规律，更有联系，更加从属于战争目的，也就是更加从属于政治目的了，但它的运动却受到更大的限制和束缚，它的威力却大大减弱了。军队由于依靠仓库和受到运输队活动范围的限制，在所有活动中很自然地都要考虑尽量节约给养。只能吃到可怜的一小块面包的士兵，常常会象一个幽灵似的到处摇晃，而且在这种受饿的时刻，往往又没有任何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来安慰他们。
如果有人认为士兵得到这样可怜的给养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只看到腓特烈大帝依赖这种缺乏给养的士兵完成的事业，那么他就不是公允地看待这一问题。能忍饥挨饿的确是士兵的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假如没有这种美德，军队就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武德。但是，只能暂时忍饥挨饿，只能是迫于环境，不能成为一种可怜的制度，不能是对部队的需要进行抽象地苛刻地计算的结果。要不然，每个士兵的体力和精神必定会不停地受到削弱。我们不能把腓特烈大帝用他的军队获得的成就作为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对方采用的也是这种给养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条件允许他象拿破仑那样供养自己的军队，我们不晓得他能做出多少更伟大的事业。
人们从来不敢把这种复杂的给养制度用到马料的供应上，因为马料的需要额大，在运输上有更大的困难。一日份量饲料比一日份量口粮大概重十倍，军队中的马匹又不止人数的十分之一。今天，军队中的马匹是人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在以前则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也就是说马料比口粮要重三倍。四倍或者五倍。因而，人们力图用最直接的方法，即就地抢掠的方法来满足这种需要。可是，这种方法使作战受到另一种很大的限制：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大多只能在敌国领土上打仗，另一方面，采用了这种方法军队就不能在一个地方久待。在西里西亚战争时期，就已经很少采用这方法了，因为人们发现用这种方法使地方遭到很大的破坏和消耗，远不如采用就地征收和强征的方法而能更好地满足需要。
法国革命时民众力量又登上了战争舞台，这样一来，只依靠国家机构的财力就显得不太够了。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基础并以这种有限的财力为保障的整个军事制度就被粉碎了，从而我们在这儿讨论的这个部分――给养制度，也随着整体的崩溃而崩溃了。革命的领导人并不怎么关心仓库，更少考虑象钟表一样精密的给养组织（这种组织象钟表的齿轮一样推动着一级级的运输队）。士兵被送上战场，驱使将军们进行会战，要他们通过征收。劫取和掠夺来取得所需的东西来供养。加强。鼓舞和刺激军队。
拿破仑进行的战争及反拿破仑的战争全都处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的战争中，两种方法中的任何手段只要适用就被采用。将来，恐怕依然是如此。
现代军队在取得给养方面，尽量利用当地所能供应的一切，而不考虑到它的所有权。方法总共有四种：屋主供养。军队强征。正规征收和仓库供给。这四种方法常常是综合使用的，但常常以某一种方法作为主要的，有时也只采用其中的一种。
一。屋主供养或村镇供养，这两者都是一样的。一个村镇，即便像大城镇那样居民全都是消费者，也一定存有几天的粮食，因此很显然，即使是居民最稠密的城镇，不需要特别筹备也能供养大约同居民人数相等的部队吃一天，假如部队的人数很少，就可以供养几天。这样一来，在相当大的城镇中，能取得相当令人满意的结果，一支人数相当多的部队能在一个地点取得给养。在一些较小的城镇或农村中，却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在这儿，一平方普里有三四千居民就算人口很稠密了，它只能供养三四千人，因此人数多的部队必须分散到很广阔的地区去舍营，这样，就很难照顾其他条件了。可是在农村，甚至在一些小城镇之中，战争极为需要的给养品的数量却多得多。一户农民的面包储存量，一般说来平均起来可供全家八天到十四天食用，肉类每天都能得到，蔬菜通常能吃到下届收获期。所以，在还没有驻过军队的地方，居民供养相当于自己三倍到四倍的军队食用数日是没困难的，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可见，假如一个三万人的纵队不能在较大的城镇宿营，那么它在每平方普里平均有二三千人口的地区宿营时大概需要四平方普里的地区，即每边宽二普里的地区。因此，一支九万人的军队（其中大概有七万五千人是战斗人员），假如分三个纵队并列前进，在有三条道路的情况下只要有六普里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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