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战术上相比，在战略上下更重要的决心要有坚强得多的意志力，这听起来好象很奇怪，但是大凡了解战争的这方面情况的人是不会怀疑的。在战术上，情况的变化十分迅速，指挥官觉得自己好象被卷在旋涡里一样，不冒生命的危险就不能同它搏斗，他只好抑制住不断产生的种种怀疑，勇敢地冒险前进。在战略上，一切进行得十分缓慢，自己的和别人的疑虑。意见和异议，以至不适时宜的懊悔等都能发生较大的作用。在战术上，至少有一半的情况是人们亲眼看到的，但在战略上就不同，一切都必须靠揣测和猜想，因而信心也就相对较小。这样，大多数将帅在应该行动时就陷在错误的疑虑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看看腓特烈大帝1760年的战局。这次战局是以出色的行军和机动而闻名的，曾被评论界誉为战略上的真正杰作。难道我们应当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他忽而从右翼忽而从左翼迂回道恩的打法吗？难道我们应该将这种打法看作是高超的智慧的外在表现吗？不，如果我们想毫不夸张地。如实地判断问题，我们就不能如此。我们首先赞赏的是他的智慧，他以有限的力量追求一个大目标时，从不干力不胜任的事，而是采取刚刚足够达到目的的行动。他这种智慧不仅在这次战局中可以见到，并且在这位伟大的国王所进行的全部三次战争中都可以见到。
他当时的目的是签订一个和约来确保对西里西亚的占据。
作为一个小国的首脑（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情况同其他国家类似，只有在行政管理的个别方面较为优越），他不可能成为亚历山大，如果他想仿效查理十二，也一样会被打碎脑袋。我们在他进行的全部战争中，可以看到他有一种节制地使用力量的能力，他能始终保持镇静，但也不缺少冲劲，在十分紧急的时刻，能把力量发挥到令人惊异的地步，随之为了服从政治上最微小的变动，又能继续保持平稳。不管是荣誉心。虚荣心还是复仇心，都不能让他离开这条道路，正是这条道路引导他走向斗争胜利的最后。
这样几句话怎么能评价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呢！只有仔细观察这次战争所取得的惊人的结局，探讨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人们才会深信，正是他敏锐的眼力让他顺利地绕过了所有的暗礁。
这是这位伟大的统帅让我们钦佩的一个方面。这一点在1760年战局和所有其他战局中都有表现，但在1760年战局中更为突出，因为在任何别的战局中，都不象在这次战局中那样以很少的牺牲同优势很大的敌人保持了均势。
让我们钦佩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克服了实际中的困难。从右翼或左翼迂回敌人，这样的机动是很容易想出来的。集中自己数量有限的兵力，用迅速的运动让自己的力量发挥几倍的作用，以便在哪个地点都能够抗击分散的敌人，这也是不难想出来的。这些创造并不值得我们钦佩，对于这么简单的事情，除了承认它们简单之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可是，让一个统帅象腓特烈大帝那样，把这些重试一次吧！许多目睹过这一切的着作家，在很久以后还说他的野营是危险的，甚至说是轻率的。我们不曾怀疑，当他设置野营时，这种危险要比事后看来大两三倍。
在敌人的眼前行军，甚至往往在敌军的炮口下行军，也同样是这样。腓特烈大帝敢于这样野营和行军，因为他从道恩处理配置兵力和问题的方式的方法中，以及道恩的性格和责任感中找到了根据，所以，他的野营和行军不是轻率的。然而，他所以能这样做而不被那种在三十年后还被大家谈论和描绘的危险所迷惑和吓倒，正是因为他果断。大胆和意志坚强。在他那种处境下，恐怕没有几个统帅会相信这些简单的战略手段是能使用的。
实行中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在这次战局中，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在不断地运动。它曾经两次在有拉西追踪的情况下跟随着道恩，沿着难以行走的道路从易北河向西里西亚行军（7月初和8月初）。军队时刻都必须做好战斗准备，由于行军必须巧妙地进行，军队必须忍受极大的劳累。虽然有几千辆辎重车随行，甚至阻碍了行军，但是军队的给养仍然很缺乏。在西里西亚，军队在累格尼察会战以前，曾经只得连续夜间行军达八天之久，辗转在敌人阵地前面，这要求军队忍受极大的困苦和劳累。
难道可以相信，这一切在军队中能不引起巨大的阻力吗？难道统帅用他的智力如此地调遣军队，能象测量员用手转动等高仪那样容易吗？这位最高统帅和元首看到又饥又渴的。可怜的弟兄们疲惫不堪，能不千百次地觉得痛心吗？难道因此而产生的怨言和牢骚能不传进他的耳朵吗？一个普通人能有勇气提出这样的要求吗？如果不是对统帅的正确和伟大有无比的信任，难道这样的劳累不是必然地要引起纪律松弛和士气低落，简单说来，不是要破坏军队的武德吗？我们应该尊敬的地方正在这里，我们应该钦佩的正是实行中的这些奇迹。可是，只有那些有亲身体验的人，才能充分领会这一切。那些只从书本上和演习场上了解战争的人，是根本不能领会这些的。因此，但愿他们真诚地从我们这里接受那些通过他自己的经验无法得到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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