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便是最低的造诣，在对它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将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批判时站在这种比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进行赞扬和指责，这本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感，可是如果想表现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让人反感了。尽管这种骗人的作法很容易被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做，因此，引起别人的不满是很自然地。更为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难，说他缺乏批判能力。
因此，当批判者指出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非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类似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或许会犯大得多的错误；这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
这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也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可是，如果只简单地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那么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种判断，我们能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乍看，这种判断似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上并非这样。
如同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木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取决于能否通过以前的胜利和占领这个首都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假如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做过什么，他是不是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下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然而，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更辉煌的胜利，依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总是战略上的一个大的失败。如果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妥协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跟奥斯特利次。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反之，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这些和约，那么拿破仑有可能也会遭到类似1812年的惨败。因此，不论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聪明，如何机智，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难道人们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能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或断认为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难道人们就能认为1812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才是幸运没有起作用？这种看法是非常勉强的，这种判断是十分武断的，可能有一半是没有依据的吧！因为沿着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人能看到战败的君主的决心。
可是我们更不能说，1812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将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相对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曾经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并非肯定的结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幸运或者命运（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自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但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非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反而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只得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好像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觉得不愉快，我们根据结果作出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中找到的）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可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之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之令人不快，这是由于有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仿佛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并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从这里能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别的方面没有影响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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