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留中”本是君上的一种偶可为之的特权，肃顺一伙竟敢公然索要“留中”的折子，继而阳奉阴违，不照“上面”交代的诺写旨，另搞一套，痛驳董元醇。
其实董元醇奏请给皇帝添派师傅，并没有说错，“痛驳”竟不分青红皂白，说什么“亦毋庸议”；
董元醇奏请“另行简派亲王”一起办事，也没说错，“痛驳”竟质问“是诚何心?”
这简直是不让人过问国事；
两官太后手中的“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图章，是咸丰皇帝亲手所赐，“痛驳”却抹杀这个事实，有欠公平。
“痛驳”说“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殊属非是”，这是借皇帝之口，训斥太后。
肃顺一伙于召见时凌逼孤儿寡妇，甚至把皇帝吓得大哭，遗溺在太后身上。肃顺等人最后于脆“搁车”(按：即把上谕、奏折，搁着不看)，凡此史无前例的违命抗旨及封锁，已构成叛逆行为。
经过激烈的争吵，陷入僵局，两宫太后因为没有实力，被逼在痛驳董元醇的旨稿上领了印。第三个回合，是肃顺胜了。
文宗刚驾崩，慈禧太后就向慈安太后提出：应该废“顾命”体制，立“垂帘”体制。
冲人在位，太后临朝称制的故事，已有八例，可以作为垂帘之议的根据。
但是，顾命八大臣不管怎样跋扈专擅，亲承末命的事总是有的，地位是合法的。
清朝的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并无女主垂帘，贸然提出垂帘的主张，可能会招致大臣的反对和清议的不满。
应该先造舆论，争取清议的支持，然后周密布置，才能使肃顺一伙就范，否则会被反咬一口，后果不堪设想。
问题是由谁做这些事，怎样去做。
慈安太后心地宽厚，遇事无主见，干不了大事。
清廷宫禁甚严，王公亲贵等闲之人不得谒见后妃，太后也无召见外臣之力，只能为咨商国事而召见顾命大臣。两宫太后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了。两宫太后不仅无权无勇，行动也不自由，只好在统治集团的最高阶层中寻求支持力量。
满朝亲贵，唯一能办大事、缓急可待的人是恭亲王。两宫太后只能联络恭亲王，内外并举，才能一下子打倒肃顺。恭亲王果然不负厚望，站到了两宫太后一边。
这里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恭亲王为什么要把自己同样没有实力、前途未卜的两官太后绑在一个战车上呢?这是因为他们都面临“顾命”制度的挑战。
“顾命”制度即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也使恭亲王受肃顺的排挤。
固然，用人权柄在上头，两宫太后如将恭亲王推到军机领袖的位置上，控制军机处，说不定可使赞襄政务变成有名无实。
但董元醇“简派亲王”一议被“痛驳”，打破了这一幻想，从恭亲王这面来考虑，即使驱逐肃顺，但如重视祖制，则大权仍旧落在其他顾命大臣手中。
既要除去肃顺，又要使不在顾命之列的恭亲王得以执政，只有一个办法，即推翻“顾命”制度。取消“顾命”，则必以“垂帘”代替。
大学士贾桢建议两官太后临朝听政一疏说说：“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这也是恭亲王的意思。
钦差大臣胜保的奏折，要旨是“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这段话可能是出于恭亲王的授意。
可见恭亲王的合作是有条件的：女主“亲理大政”，恭亲王“辅政”。
可以想象：如果恭亲王亦在“顾命之列，他一定也跟肃顺一样，对“垂帘”之意，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祖制重顾命”，以恭亲王的才干和地位，执行尊严的家法，足以裁抑慈禧。
可见，咸丰帝临死前的这种安排是多么自私和低能。
为了扩张势力，肃顺曾以管理“天”字官钱号为由，保荐吏部尚书权卿，以示笼络；
文宗末命“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其实“赞襄一切政务”这六个字，是军机大臣杜翰写字是自己加上去的，可见这班顾命大臣一开始便用心揽权了；
肃顺乘简放人员之机营私舞弊，蒙蔽两宫，使匡源和焦佑灜不经幼帝掣签就补上了户部左侍郎和太仆寺正卿的缺；痛驳董元醇之后，肃顺奏请分见两宫太后，强作嫡庶之分，不承认两宫应该并尊。
在肃顺一火气焰如天高，得意忘形之时，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不敢掉以轻心。
他们制造假象，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松弛肃顺一伙的戒备；暗中不断筹划，频繁活动。
咸丰皇帝病重之时，军机章京领班朱学勤就受恭亲王之命赴热河观望风色、疏导辟谣。此后，朱学勤以恭亲王名义给掌握部分兵权的钦差大臣胜保写信致意，示意笼络，抢先把军队抓到手。
咸丰皇帝崩，恭亲王到热河叩谒梓宫，梁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实际上是逼他献议垂帘，终于达成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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