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原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关中地区易守难攻，而且从地势角度而言，面对关东有着居高临下的俯瞰之势。这种特殊的地理优势，让它长期主导了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进程：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何等的势如破竹；
刘邦定三秦，其后挥剑东进、战胜不可一世的霸王，何等的令人振奋；
十六国时期的氐族政权前秦，依托关中形胜之地，竟创造了一统北方、造就当时唯一治世的壮举......
因此，对于宇文泰来说，虽然短期内综合实力处于下风，但有历史上诸多案例为指引，退而据守关中、进而夺取天下，并非毫无可能。他需要的只是两大前提——敌人犯错、自身争气。
巧的是，这两点都具备了。
积极上进的关中集团、犯下致命大错的对手。
东西魏并立的大幕拉开之后，为了抗住虎视眈眈、疯狂进攻的高欢，宇文泰一方面依靠地利顽强迎击，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提升自我实力。
他以恢复先秦时期的周礼为名厉行改革，推行均田制，以此为基础建立府兵制、打造一支凝聚力极强、能征善战的新型军队；
颁布了着名的六条诏书：“先治心”，即治民者对自己严格要求，奉行儒家的仁义、忠信等良好品德，端正认识，以身作则；“敦教化”，即扬道德教育，培养百姓的良好品质；“尽地利”，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擢贤良”，选贤任能，不拘一格用人才；“恤狱讼”，严明刑罚、公正公平；“均赋役”，调济贫富，避免两极分化。这六条，个个有的放矢，涉及西魏国计民生各个方面，极大提升了综合实力。
从结果来看，宇文泰的改革，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极大缓解了民族矛盾，形成了“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的关陇集团。这两大基础不仅为北周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甚至还为其后隋唐的先后兴盛打下了根基。
西魏北周的对手则是另一番情境。
高欢家族继承了富饶的关东，却也未能摆脱北魏末年的深刻矛盾。
当初的六镇起义之所以爆发，原因是军镇将士与腹地权贵之间日益加深的阶级与经济矛盾。北魏在艰难镇压这一声势浩大的战乱后，将大量降卒从北方军镇迁徙到关东，以图拔其根本、斩草除根。然而，这些矛盾还未解决北魏就走向灭亡，占有其统治核心区的东魏北齐不得不继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而“善抚夷夏”高欢，虽然短暂实现了各民族的统一和谐，但这只是他个人能力的体现，从未形成制度上的解决方案。在他死后，接班人虽然也试图推行过一些改革，但这些人要么突然癫狂，要么英年早逝，或者荒唐无道，有这样的领导者，再殷实的家底也经不起折腾，只能眼睁睁看着被西边的对手追赶、超越、击败。
至于曾经富庶的南梁，更没什么可称道之处。当初北魏陷入内乱时，萧衍曾集中精力励精图治，创造了安定繁荣的局面；但当北方一分为二、局势未定时，南朝却未能抓住机遇，而且在在政治上逐渐陷入腐败、混乱。其后野心勃勃的侯景投降，利令智昏的萧衍引狼入室，最终让南梁祸起萧墙、遭受巨大摧残，南朝从此彻底失去了问鼎天下的可能性。
用一句话来形容西魏北周获胜的秘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虽然起步差，但宇文氏集团立足于形胜之地，其后以改革解决各类矛盾、推动国力发展，最终等待对手犯错、摧枯拉朽兼并敌人。
北魏时代是北方政权最繁荣的时期，在孝文帝改革阶段，每位融合了各方的民族力量，并且开放了各种经济制度，
所以使得北魏拥有了最为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按理来说，这时候的北魏有机会，统一融合北方，并且顺势拿下南方。
但悲哀的是，北魏的改革侧重政治经济文化却忽略了军事，最终六镇起义一声响，北魏居然东西开了，于是历史上的东魏与西魏的历史由此开始。
但可惜的是，东魏与西魏并没有继承北魏帝国的繁荣，他们在各自发展的前期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时由于东魏与西魏的政权都是由军人政府组成，所以他们在夺得了国家的资源以后，开始忧虑整个国家的未来该往何处走。
不过平心而论，东魏的实力远强于西魏，而东魏政权由高欢掌握，西魏政权由宇文泰掌握。
在这时候东魏集团占据了六镇起义军队的主力，所以他先没有想着要如何改善国家的命运。
反而是集中优势兵力一定要灭掉可能会与他对抗的西魏政权。
按照历史的描绘就是，东魏政权每次找个时间就去攻打西魏政权，而西魏政权为了确保安全，
每次在黄河结冰之际都要跑过去把黄河上面的冰给迅速的打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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