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边泰勒教授和弗莱彻教授的行动就很不顺利。
泰勒教授到了莫斯科后就给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打了电话，通知老同事，自己来了。
当然显然不会是鲁登科和斯米尔诺夫本人接电话，他们的助理客客气气的表示，会转告院长和检察长的。
但之后几天电话始终没有来，泰勒坐不住了，他带着弗莱彻那俩衙门找人。
结果被告知，鲁登科正在外地疗养，斯米尔诺夫则的了急病，不知道他们能否会见美国人……
建议两人回乌克兰大饭店去等着。
三天过去了，没有电话。
按照计划明天泰勒和弗莱彻就要回国了，爱德华和贝丝则会多留些日子。
两人有些绝望，甚至开始收拾行李。
弗莱彻不打算空手而归，下午四点的时候他说出去逛逛，既然来了莫斯科就像带基本俄文书回去。
就在他刚离开饭店五分钟，电话铃响起。
泰勒接起电话，对方一口俄语。
泰勒会几句俄文，诸如“同志你好，现在几点了”之类的。
而对面人显然的英文水平也彼此彼此。
两人鸡同鸭讲了三分钟，然后终于听筒里传来了熟悉的英语，显然第一副总检察长大人找来一个翻译。
翻译告诉泰勒，斯米尔诺夫依然没有痊愈，无法见客。
但打电话的人-马里亚洛夫同志愿意愿意见他，直到这时，泰勒擦知道竟然是第一副总检察长大人亲自来电邀请，只是他时间紧迫，需要他立刻去最高检会面。
泰勒无奈，这年头可没手机，他根本不可能找回弗莱切，于是拜托饭店给他临时找个翻译。
随后他带着翻译急冲冲的赶往最高检。
在最高检的办公室里，马里亚洛夫早就等着了，双方寒暄几句后，泰勒说明此行本意，并给副总检察长看了律师委托书，硬着头皮说自己是囚犯家属的全权法律代表。
马里亚洛夫显然被吓到了。
泰勒估计俄国人应该知道自己来者不善，所以让老熟人赶紧“生病”。
这样既不给以西方记者“不敢接触”的坏印象，也把人先放过来，然后看看他们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马里亚洛夫作为第一副总检察长其地位也算对得起泰勒这趟来访了。
马里亚洛夫接到组织的命令后，也召集心腹商量对策探讨美国人的来意。
但怎么也没想到对方一上来就玩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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