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夏天，父母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外出到我们市区新城打工去了，新城在现在人眼里距离家很近两三个小时就能回家，可那是我们的村里只是实实在在的土路，只有奔奔车（三轮机动车）作为载人的工具，去一趟乡镇，坐个奔奔车算是高规格的待遇了。
车在土路上行走，嘣嘣的车声噪音，车后是远去扬起的尘土。
我家在大山沟沟里，一个小村庄子里，名叫被凉。还大乔湾和小乔湾。这些地方名字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起的，但自我出生那时起就有。
自我记事起，多半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爸妈外出打工，家里我哥和大姐也都出去了，家里就留了一个二姐。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哥去了新城，帮一姓毛的人家打理菜摊，我哥那个时候年轻啊，很帅气，干活又挺卖力，久而久之这户人家就看上了我哥，硬是要把自家的女儿许配给我哥，我哥硬是不从啊。
我大姐那年去了我外婆家，外婆家在三里屯，那里种着枸杞，每年的夏天和秋天是摘枸杞的好季节，一斤几毛钱，也算是很不错的收入，我大姐帮着外婆摘枸杞，同时挣点零花钱，当然也会给家里人补贴点。
还有二姐，人很老实，学习也算可以，上学迟，班里也就属于年龄大的那种。班里娃都指指点点，后来干脆也不上了。直接回家了，不过现在问起来说当初那个决定怎么样，她说我不后悔。这倒是个不错的想法，至少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我不记得我出生的样子，时常听我妈说我是农历四月初十的猪，怪不得我平时总是爱睡懒觉，我想这应该有很大的原因吧。
对的是猪年，那年我刚好出生了，至于后来怎么长大，怎么上了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后来的大学生活。这一切的一切，当然要感谢我的父母，给我不仅是物质，更有精神上的支持。
打小，我就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那时的我一直感冒发烧，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药，打不完的点滴，而且最恐怖的莫过于打针，去过医院的小伙伴可能都知道，一支长长的铁针管子，在护士和医生的手里就是法宝，可在我们这些小白兔的眼里那就是带有刺刀的枪啊！
很多时候我高烧不退，点滴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最后大夫干脆和老爸、老妈商量，给孩子用“先锋”吧！大夫略带犹豫地说。可是这种药效力很大，用了之后以后就不能用其他药了，也就是说其他药效力都不高，也就是说以后孩子感冒发烧，你还得用这个药，不然不能有效地根治发高烧，你们可要想清楚啊！
老爸老妈当时就二话没说，救孩子要紧，先还是不管那么多了。是的。就是因为父母的果断决定，才让我挽回了这条性命。关于这点，在我后来慢慢长大的途中，都是老妈一五一十地告诉我的。
因为体弱多病地原因，经常跑去医院，过往的穿白大褂的大夫啊，护士啊，在我心里产生了抵触情绪，再到后来我不仅对医生和护士产生恐惧感，就连到家里串门的街坊邻居，要是他们穿白色的衣服，我就躲在一旁，有时候吓得直哭，而大人们也看我的笑话。那时的我几岁，我还真记不清了。
家里距离医院也不算太远，但在过去，村里的路都是土路，隔三天才能去趟乡上（那时候叫乡，后来改为镇），而且路不好走，坑坑洼洼，一路颠簸，早晨四五点去，回来也都晚上八九点了。时间一长，这也不是个事啊！
干脆我爸想了一个办法，能不能自己学打针，学会了再买个针管，给娃打针，这样就避免了去医院去消费。而且这样成本也低，买回来直接给娃打针就行了。
屁股上隔三差五的打针，看见针就像老鼠见了猫，只有一个念想，那就是躲。
记得有年夏天的时候，有天下午我爸真的买回来了针，还买了药，说是要给我打针，我也发高烧并且烧的厉害，虽然有些害怕，但更多的是不相信我爸的技术吧，即便是如此，毕竟打针跟没打针完全两回事啊！至少打完针烧会退一点。
先是有点抵触，我脱了裤子，趴在炕头上，我爸显然像是有人培训过了，他用酒精在我屁股上擦了几下，瞬间感觉那块凉嗖嗖的，接着皮肤感觉有蚂蚁再咬我，很轻，几乎感觉不到疼。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好了”
我很纳闷，不是打针吗？咋没动静?我爸笑着：“针都拔了”
我随后说：“真舒服啊，既然没感觉到疼”，一旁我爸也高兴地笑了，那种笑是发自内心的笑，至今都是那么地清晰。
记忆中，那是最轻松的一次打针，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万一打错了，打到神经上怎么办?一系列的问题浮出我的脑海，但我就是那样幸运。还好没有什么事，还好我一直活着。
后来我爸以同样的方式又给我打了几次针。虽然说老爸的手很轻，打到屁股上的针没有丝毫的疼痛感，但说到底也是针，毕竟我爸不是学医的，现在想想真的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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